剩下不到二十天寒假，由于之前的书稿大多已经校对完毕，梁苏的工作量减小了很多，难度却直线上升。因为路教授现在不但把过去办过的案卷都交给她来整理和装订，而且还会冷不丁抽问她几个问题，有的是关于案卷事实上的，还有的则是涉及到法条和法理领域。
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让梁苏实在有些喘不过气来。她也曾委婉的告诉过路恩平，自己只是一个大一还没读完的法科生，对于很多疑难复杂的案子，要彻底搞明白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想到路教授不恼不燥，笑吟吟地指指架子上满满当当的藏书。“这些东西都随便你翻，我当初办案的时候也经常拿不定主意，往往查一查法条和判例就会清楚很多。专业实务上的事，你得永远记得，求人不如求己。”
梁苏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您这里很多案件都是民国时代办理的，如今政体变化，无论司法程序还是法条都随之更改，这些案件对如今的司法实务来讲还有参考价值吗？”
她在脱口而出之后才意识到这样直接的询问显得非常冒昧，毕竟这些陈年旧案在路恩平眼中，是他不容磨灭的辉煌战绩和毕生心血。可说出去的话覆水难收，梁苏只能硬着头皮站在原地，脸却慢慢烧了起来。
“哈哈哈。”路恩平似乎察觉到梁苏的窘迫，大笑着站起来，踱着方步来到窗前，“小梁，你知道律师制度是什么时候恢复的吗？”
“1979年。”梁苏不假思索的回答，在高考前填报志愿的时候她查阅过相关资料，对答的轻而易举。
“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 刑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也是1979年。”
“是啊，这些都是两三年前的事情。”路恩平转过身，清亮的目光直视梁苏的眼睛。“新中国成立之初，只制定了一部婚姻法。后来国内搞起运动，不少人莫名其妙坐了冤狱，大家这才意识到要制定成文法律和发展法学教育。但现在国内的法学实务应用领域基本一穷二白，搞纯理论研究的那批专家学者大多是民国时代受的教育，更深层次的理念上多少都会受苏联、德日、英美法系的影响。”
“这些案卷在十多年前搞运动的时候被我悄悄用旧衣服包起来深埋在堂前屋后，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如果被今后的法律人看到，能发散思维，拓宽办案方法，虽然当时我觉得自己肯定看不到那一天。”路恩平柔声道，“想过毕业之后干什么吗？”
梁苏一脸茫然的摇了摇头，用了句当下最时髦的口号搪塞过去：“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法学？我知道在文科专业里面，法学并不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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