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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