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穿过仍在跑来跑去乱成一团的警官们，在不断“滴滴”作响的通讯机声中，走到那矮矮胖胖的白人警察面前，交谈了起来。
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流利使用另一种语言，侃侃而谈，更让她觉得陌生，因为哥哥是不会这样说话的。盯着他的侧脸和耳垂，想象十年前刚到美国时，完全不会英文的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想不出来。她偏过脸，打算将手里的咖啡杯扔到垃圾桶里。
才挪动了半步，他的手迅疾地抓牢她的手臂，将她拉了回来。他还在和警察说话，是下意识的动作。
又说了三五句，警察便转身进办公室了。他放开她的前臂，侧身看她，上下打量，她旗袍前襟蹭得灰了，下摆有血迹，鬓发也散乱了些许。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问。
一时胖警察拿出文件和笔，二人签过字，便放他们去了。
夜风很清冷，月亮是一条细线。
他们一前一后往停车场走去。
他穿着黑色正装，和她的白色旗袍别是一番相配，似一九四零年代，一对上流社会的男女。
他们站在车前，他不开门，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地观察着她。
要开口说什么吗？她双手抱臂，低垂着头，像一个背不出课文的乖学生在愧疚。当子弹在空中乱飞的时候，那一瞬间她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了，那时候一切都变得很缓慢，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声音画面，都按下了慢速播放键，她也第一次那么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心愿。
“我本来打算坐巴士去市区买回香港的机票，没想到惹了这场麻烦。”这一天她经历了太多，是站不住了，整个身体斜靠在车上，垂着眼眸道：“无论如何，感谢你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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