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对组织行动的办公室设在纽约,但考虑到纽约阴雨绵绵,不利于抑郁症的康复和疗养,赤井便申请调往加州。他带着爱子和他的福特野马落地洛杉矶,在民宿里暂时住下。
一年前他收到明美短信便匆忙离开美国,不仅衣服没带,连枪支弹药都因为等不及走fbi的程序而没有拿上。不到两个月,他就假死了,办公室的同事帮他退租了公寓、收拾了“遗物”。因为詹姆斯有吩咐,遗物没有被处理掉,而是堆在fbi的仓库里。他的东西不多,几箱书籍和资料、一箱奖章和杂物、一箱衣服,被fbi从纽约寄到洛杉矶。
有很多手续需要办,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爱子睡眠不好,在民宿里断断续续倒着时差时,赤井就在外面看房子、找学校,最后选定一栋距离市中心四十分钟车程的两层别墅,带车库和花园,价格适中,距离一所学风优良的私立高中只要十五分钟车程。
爱子国三只读了两个月,正好美国高中有四个年级,八月下旬才开学。赤井拿着fbi为爱子精心伪造的简历,花了点功夫,把爱子塞了进去。
他开车去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接爱子,心理医生是一个日语不错的日裔女人,早年为fbi工作过,专攻青少年的ptsd。是为了这个心理医生,赤井才选择定居此处。
临近下班时间,爱子的诊疗早已结束,正坐在等候室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机里的动画片。前台是个黑人女性,已经认识赤井了,看到他出现,便说:“小林医生让我对你说,虽然她很愿意帮助她的病人,但你不能总把这里当托儿所用。”
“抱歉。”赤井也有些心虚,“等安定下来就不会了。”
新家还没有收拾好,他不放心爱子一个人待在民宿,第二天再出门,就把她送到fbi的办公室里,让同事帮忙看着。爱子越发感到无聊,玩了会儿手机,便趴在桌子上睡觉,醒来再玩手机。有人问她问题,她就回几句,问得再深入,交流便困难起来。fbi的办公室里没人讲日语,来来往往的特工说着各种口音的英语,用着她听不懂的俚语和高深词汇。而她英语说得七零八落,想表达的意思表达不出来,常常要查词典,感到非常恼火。
在fbi的办公室待了几天,她就拒绝再去了。没有办法,赤井只好带上她去新家的装修现场。因为要在这里定居至少四年,他非常重视安保问题,亲自设计了图纸,等为fbi工作的装修工人做完常规工作,他便在隐蔽处加装机关和暗门。
但等装修工作渐渐步入正轨,甚至连未来的家具都提前买好了,赤井也没事可做了。他和其他参与过对组织行动的特工一样,要强制休假一年才能回去上班,并定期接受心理治疗和观察。当他和爱子都不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两人就在民宿里大眼瞪小眼。末了,赤井提议:“要去旅游吗?”
爱子意兴阑珊,但赤井决定带她出去转转。他本想带爱子去沙滩晒太阳,补充维他命d,想起她身上有很多伤疤,可能不愿意穿泳衣,就打消了念头。他还想带她去靶场玩,但考虑到她有ptsd,目睹过爆炸和机关枪扫射,担心触发她的创伤再体验,便没有提。最后,他带她去了不会出错的环球影城,又开车去了死亡峡谷和国家公园,但她一直兴致缺缺,甚至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赤井只好开车带她回洛杉矶。
如果赤井不把爱子带出去,爱子就能一直窝在民宿里。她非常非常想家,有事没事就和志保发消息、打电话。有一天晚上,她实在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哭。赤井在隔壁听到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便装作没发现。她一整宿没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光大亮,才进入梦乡,睡到下午一点才醒。
到了晚上,她又睡不着了。她在外飘零一年,才刚在志保身边找到一点家的感觉,就要面临“有家回不去”的痛苦。异国他乡,无事可做,她感到整个人都快要发霉了。心理医生建议她学英语,她却没有去做的动力,只能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身边只有一个赤井,让她感到十分孤独。她不想出去,待在民宿里又感到被困住。被带出去玩会感到没意思,不出去又会觉得自己在虚度年华,她被矛盾撕扯,心中焦躁,几欲发疯。
凌晨两点,她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要从楼上跳下去的冲动。她感到身体沉重,没法起床,用尽最后一丝理智,给赤井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刚接通没几秒,赤井就出现了。“你怎么了?”他问,顺手打开灯。
她躺在床上盯着他,说不出话,眼眶里慢慢蓄满泪水。
赤井在心里长长叹了声气,坐到床边,伸手盖住她的眼睛。
“睡吧。”他说,声音里有他都没察觉的温柔。
手掌温热,自带重量,轻微压迫着她的眼球。她躺在那里,感到山川从身边倒退,河流自入海溯洄,太阳西升东落,森林变小成树苗。
过了很久,她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我睡不着。”
赤井站起身,去客厅装着书的箱子里挑了一本书,递给她:“那就看看书。”
“是英文的。”她坐起来,看了一眼封面。
“你看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她翻了几页,好多不认识的单词。
“还有什么事吗?”赤井很耐心地问道。
她感到不好意思,举起书遮住自己的脸:“没有了。”
“那我回去睡了。”他摸了摸她的头,“有事再叫我。”
过了一个小时,赤井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房间,发现书掉在枕头旁,她已经睡着了。他把书拿起来放到床头柜上,盖了一半的被子拉到下巴。床头柜上的小夜灯被她关掉了,他重新打开,再把大灯关上,门合上,留出一条缝。
第二天下午,赤井送爱子去看心理医生。诊疗结束后,赤井以监护人的身份和心理医生又聊了一个小时,最后决定把爱子送到语言学校,让她在开学前的这几个月好好学学英语,有些正事可做,也能正常和他人交流。
但爱子在日本就不喜欢和人说话,到了语言不通的异乡,更不会主动开口说话。赤井关心爱子的学习进度,检查她的作业,发现她在小组讨论中得分非常低,便联系语言学校的老师,得知爱子几乎从不发言。
“老师说你被提问时还会回答几句,”赤井问爱子,“怎么在小组讨论中就不说话了?”
“没什么好说的。”爱子说。
考虑到爱子的presentation分数还可以,赤井认为爱子不擅长用英语和人闲聊,与心理医生讨论后,对爱子说:“我们以后说话时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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