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
老维克戏院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伦敦最漂亮的剧院。我十几岁时就去过。即使现在,我也记得排队买站票去看《海达·加布勒》中的玛吉·史密斯、《酒会》中的劳伦斯·奥利弗,和汤姆·斯托帕德的话剧《跳跃者》世界首映式中的黛安娜·里格。早在我出版第一本童书之前,就想写剧本。我发现剧院的魅力非常神奇,我被邀请加入董事会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尽管我对金融、健康、安全或慈善相关的法律一无所知。
其实,那个周二早上我并没有会议。我那么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去河苑的借口。霍桑住在那边,离我的公寓只有十分钟车程,位于黑衣修士桥的另一边。
我要更好地了解霍桑,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把一个恋童癖推下楼梯,毁掉了自己的事业。他为何独自住在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替在新加坡的房主照管房子?霍桑告诉我,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位房地产经纪人,但这还是不同寻常。他和妻子分居了,妻子带着十一岁的儿子住在间士丘,他儿子没读过我写的书。据说,他们两人还时不时地见面。霍桑有两个业余爱好。他喜欢做飞机模型,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机模型。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读书会的成员。
但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像是作秀……只是表象,不是真正的他。如果我要写三本关于他的书(要是他带着更多案件来找我,那可能不止三本),我就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我很确定,他一定遭遇过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只是为他的一些极端行为找到理由。小说主人公真的不能太讨人厌,虽然我不会这样定义霍桑,但有些时刻他真的很接近这个评价。比如他说斯宾塞的“手腕太软”的时候。
我算是在帮他。他选择我作为他的传记作者,我就会努力把他写得招人喜欢,这是我的工作。问题是,他压根就不想让我知道任何私人信息。如果我能连哄带骗让他第二次领我进入房间,也许能碰巧发现一些线索,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为什么,尽管有违我的本性,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他了。
河苑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座低层建筑,风格混搭,米色阳台和矩形窗户不怎么吸引人,但是位于泰晤士河畔,地理位置奇佳。虽然在去国家剧院和泰晤士河南岸的路上,我曾经路过这里几十次,却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这就是住在伦敦的乐趣之一,这座城市如此巨大,满是有趣的建筑,总能让你大吃一惊。甚至现在我漫步在小巷里,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正面看到河苑,虽然它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我早到了二十分钟。如果按门铃的话,霍桑是不会让我进去的。他会通过对讲机让我在街上等着。但我比他想得要聪明。我一直等到一位房客出现,那一刻,我伸出手,拿出一把并不能打开门锁的钥匙,面带微笑,拦住了门,然后走了进去。
我走进电梯,按下十二楼的按钮时,对自己的计划十分满意。但在电梯里,我却开始不安。霍桑一定知道我打的什么算盘,虽然他经常挖苦人,也很易怒,却从来没有冲我发过火。这种状况可能要变了。唉,那太糟糕了。我只要记住他需要我就没事,尽管他偶尔会威胁我,但我认为,他要找别人写书也没那么容易。
电梯门一开,我就听到了说话声,其中一个是霍桑的声音。尽管那时还很早——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他正在和一位访客道别。我在拐角处偷偷看了一眼,尽量不让人看见。那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很难确定他的年龄,部分原因是他离得很远,也因为他坐在电动轮椅上。他可能是印度人,也可能是孟加拉人,而且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患有某种肌肉萎缩症。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个电子控制器,另一只手放在腿上。他没有戴呼吸机,但是有一个塑料瓶贴在他的胸口处,一根饮水管一直伸到他的嘴边。他留着黑色的短发,颧骨轮廓分明,眼睛炯炯有神,嘴唇像华伦天奴,只是稀疏的胡子使他原本可以成为电影明星的美貌逊色不少。
“好吧,再见。”霍桑这样说。
“谢谢你,霍桑先生。”
“谢谢你,凯文。老兄,没有你我做不到。”
做不到什么?这和模型制作有关吗?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霍桑需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帮他做什么呢?我是来寻找线索的,却得到了另一个谜团。
“再见。”
“好,代我向你妈妈问好。”
霍桑没有回公寓,他站在那里,看着凯文驶向电梯。
我很幸运,走廊的这一边正好是阴影,否则他肯定会发现我。然而我还躲在电梯里,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我走出来,霍桑就会看到我,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与此同时,凯文坐着轮椅,正稳稳地向我驶来。他肯定会纳闷我为什么不出电梯。我决定留在原地。当他操纵轮椅进来时,我仔细看着按钮,好像我刚在他之前上了电梯,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似的。我按了一楼。
“三楼,谢谢。”凯文在我旁边,脸朝外。门关上了,突然我们俩独处在狭小的空间里。他坐在轮椅上,所以比我矮不少。两个皮垫固定住了他的头部。我帮他按了按钮。电梯嘎嘎吱吱地开始缓慢下降。
“其实我自己也能按,”他说,“只有到十二楼我才觉得困难。”
“为什么?”我问。
“按钮太高了。”
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个改编的老笑话。“你住在这里吗?”我问。
“我住在三楼。”
“不错的地方。”
“风景不错。”他同意道。
“有条河。”我说。
他皱起眉头:“什么河?”
我微微一愣。他怎么会没注意到呢?这和他的残疾有关吗?然后我看到他冲我笑,才意识到他又在开玩笑。我们陷入了沉默,随着一阵微微的颠簸,我们到了,电梯门打开。凯文向前推操纵杆,轮椅驶了出去。
“祝你今天愉快。”我说。这是美国人的说法,但这些天我发现自己用得越来越多。
“你也是。”
电梯继续往下,把我带到一楼。那里有两个人,也许是一对夫妻,正等着上楼,看到我不下电梯,他们也很困惑。“走错楼层了!”我低声嘀咕着。他们走进来,乘电梯上了九楼,那一定是他们住的地方。电梯门又一次关上,似乎过了很久,我终于回到了我想去的地方。
我直接去了霍桑的公寓,按了门铃。门马上就开了,他就在那儿,胳膊上搭着风衣,准备出门。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惊讶。我本打算早点到,但来来回回在电梯里花了那么多工夫,基本上还是准时到了。
“你应该在外面按铃,”他爽朗地说,“这样你就不用上来了。”他带我回到走廊,按了电梯。“老维克戏院那边怎么样?”
“很有意思,”我说,“下周有一个董事会。”
“只要你有时间写我们的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是在挖苦霍桑,虽然是白费力气。对于一个经常嘲讽别人的人来说,他没有发现我话里有话,真意外。
电梯到了,我开始对它感到厌烦。当我们停在九楼时,我的心里一沉,刚刚遇见的那对夫妻又进来了。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两人似乎不认识霍桑。
我很高兴终于离开了这栋大楼。“他们在等我们吗?”我问。
“在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吗?没错。我和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说过了。两人就在河对面……法院街外。”
“那我们可以走过去。”
凯文没法走路。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残疾青少年,他究竟在霍桑的公寓里干什么?他们两个听起来像是老朋友。我非常想问他,但我当然不能问。
这个疑问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 * *
我一路穿过黑衣修士桥去看霍桑,现在又走了回来。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在凯里街有办事处,在伦敦中央区法院后面,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片区域属于法律从业者,光看外表就能知道。即使是较新、较现代的建筑样式也很传统,很不显眼。
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公司在一栋漂亮的联排别墅中,与另外两家精品咨询公司共用一个别墅。这是家始创于二十一世纪的律师事务所,却在一座十九世纪的建筑里办公。滑动玻璃门和开放式办公室位于古典拱门和三角雕刻楣饰的后方。一位年轻、面带微笑的秘书把我们领到一间偏远的办公室,奥利弗·梅斯菲尔德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等我们。这是一家专门针对离婚——他们称之为婚姻法——的事务所。也许他需要在自己和客户的悲伤与愤怒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他起身迎接我们。这是位非常威严的黑人男子,穿着一套时髦、剪裁考究的西装,大约五十岁,额头高高凸起,黑发,太阳穴周围的头发已开始灰白,这完全符合他的职业特点和地位。他性格开朗,似乎藏都藏不住,即便我们是来询问他合伙人的凶杀案。我毫不夸张地说,他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也许是顶灯照进了眼中。甚至当他如期露出同情和懊悔的表情时,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他想放声大笑,把我们拥入怀抱,带我们出去喝上一杯。
“快!快请进。”他开口道,虽然我们已经进来了。他声音洪亮,有点夸张。“请坐。昨晚我和警察谈过了……太可怕了。可怜的理查德!我们共事多年,我想直说一点,任何我能帮到你们的事,我都会做!你们要咖啡还是茶?不要吗?这天气又潮又湿,让人不舒服。要不来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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