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去雁已经不想去纠结谁对谁错：“可能我也有错吧，大太太走了之后我就应该辞职的。我其实从心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了他那么多年，对他这一点的了解还是有的，他骨子里就是又封建又专横，好似个土皇帝那样。但是我一直有一种侥幸，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对我的，我不是他的情人，他不至于这么对我。结果证明，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心存这种侥幸。”
麦叙文低下头说：“我知道事情后一开始很吃惊，但后来想想，好像这件事由他做出来，也不出奇。”
“是吧？连你也这样觉得。”
“他对我们这班下属、兄弟确实情义双全，但是对他的情人，我也说不清，是好还是不好。”
“有时候，情人反而不如兄弟。”
“在男人的心里，有时候的确是这样。而且这是很难改变的一种恶习。”
江去雁其实从出院之后就没有关心过案情，也是今天从关展宏的嘴里了解到的：“你说他认罪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检察官现在怎么说？”
麦叙文是负责和律师对接案情的：“最开始，律师是想为他做无罪辩护的，他想说服陪审团你们是情人关系，所谓的禁锢只是比较出格的房中游戏，然后再找关系请到一个熟悉的法官，打点打点，还是有机会能够无罪释放的。但是这些策略都被他拒绝了，直接认罪了，跟律师说，不需要找法官，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那如果就这么判，会判多少？”
“要看陪审团。法律上非法禁锢的案件最高是可以判终身监禁的。”
江去雁眉心一紧。
麦叙文继续说：“但是，一般重判的情况属于，罪犯禁锢他人的目的是为了将其贩卖或者用以交换赎金或利益，你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没有从中牟利。而且，他是主动认罪，态度非常积极配合，主控官同意做认罪协商，对他进行降格指控。对你不利的主要是，香港法律的强制侵犯罪只认同男人对女人实施的侵犯罪行，不认同男人对男人，所以检察官没有办法附加这一条罪名进去。”
江去雁点头，“既然法律有限制，那就没有办法了。”
麦叙文安慰他：“你也放宽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他已经被捕了，不会再给你造成麻烦了，而且，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是无辜的。如果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帮助，也随时可以来找我。”
江去雁很欣慰他在这个时候能够这么说：“多谢你。我知道的。”
麦叙文还有工作要做。两人分开之前，江去雁突然又叫停他：“你说，你昨天见到他，他提到了我。他说了什么？”
麦叙文像是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应不应该开口。
江去雁又改变了主意：“算了，别说了。也没有意义了。”
接下来就是辞职、搬家和出国。
江去雁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了。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媒体连续一个月天天抓着关正英和他的丑闻不放，故事说成什么样的都有，大部分人是觉得关正英和他之间“价钱没谈拢”，他反水背叛了昔日的sugar daddy。于是他更被坐实了“反骨仔”的标签，从昔日的“只有脸蛋没有脑袋的狐狸精”升级为“阴险狡诈、见利忘义的白眼狼”，谁沾上谁倒霉。
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他的名声如此就算彻底坏掉，以后再在这里发展恐怕很难，所以他打算离开。
但关雪心这时一个电话请求他去美国看望陪伴她。小女孩孤身在异国求学，家里又接连遭遇了重大变故，她实在是又焦心又难过，在电话里大哭一场，哭得江去雁铁石心肠也只能软化，最终将订好去日本的机票改换了目的地，飞了十几个小时到美利坚给大小姐当陪读。
也许是北美洲与故乡真的隔得太远了，完全陌生的异地反而给了这时候的江去雁安心的感觉，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与不堪，他也就不必惊慌和困扰。
他很快适应了汉堡包和披萨，适应了比港岛快得多的车速，适应了连续的雨雪天气和脏兮兮的地下铁。白天他随处闲逛、喝咖啡、shopping和做facial，晚上陪关雪心看书健身做家务。小女孩比任何时候都更粘人，生怕江去雁就像她的父母一样随时会不见了一样，晚上睡觉都要求江去雁房门开着，两间房相对着她就能随时看到江去雁床上的轮廓。
她读书也更用功，次次作业都是a，而且也在用心地准备申请大学，往往晚上忙到很晚。江去雁心疼她，周末想带她去市区里行街，她有时候还不乐意。在寒假结束的前一天，她和男朋友分手了，她虽然哭花了脸，但是擦干了眼泪，她一声不吭又回到房间里继续看书。
两人只是从来不提关正英。
江去雁知道她不敢在他面前提，他也乐得把这个名字埋起来不理会。
过了年，香港来电话通知江去雁禁锢案要开庭了，问他是否愿意出庭。江去雁本来想拒绝，看到关雪心念书的背影，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从下着大雪的北美回到香港，温暖的南方小岛使得江去雁精神振作。他终于有一种熬过寒冬的感觉，积累在身体里的沉重和消极被自然带走，希望和乐观的想法在慢慢地恢复。
当天他穿了一套新西装，头发梳得干净整齐地去了法庭。被告席上的关正英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昔日的太平山总教头添了许多白发，失去了保养的面庞显得黄槁、疲惫，年岁上仿佛一下子增加了十岁。他戴着一副窄框的老花眼镜，眼睛像是不大好，进被告席的时候没看到席前的楼梯，差点摔一跤，要警员扶着才站稳。
江去雁有点不满地问主控官：“就算是犯人，也不能虐待吧？之前眼睛还好好的。”
主控官这才解释：“他上个月病了一场，眼睛结膜炎，不要紧，已经有医生给他看过了。”
“为什么突然会病？”江去雁问。
“他和人打架受了伤，伤口发炎难免要病。”检察官反倒很惊讶他这么关心关正英，“你放心，没有性命之忧，而且他还打赢了，据说现在已经在犯人里立了威，各个都叫他大哥。”
江去雁听出来他对关正英的鄙夷，于是不好再多问。
庭审是漫长而枯燥的，开头的部分听得江去雁只想打哈欠。但他很喜欢法庭里的感觉，喜欢这种庄肃、安静的气氛，喜欢法庭严正刻板的布局，每一把椅子的摆放都是有布局有章法的，每个位置都有它存在的法律上和情理上的道理，每个人相应也就有存在的理由。
因为是非公开审理，听审席上人很少，没有媒体，也没有社会人员，只有几个法学院过来学习的学生，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关正英和江去雁，也很少知道十几年前的旧事，所以也不会以猎奇的目光审视他们，于是在这里进行的就好像真的只是一桩普通的人身侵害案。
作为被害人的江去雁除了出庭陈诉犯罪事实以外，还有一个环节是辩护律师向他提问。
辩护律师问：“请问你与被告的关系？”
江去雁看了一眼关正英，关正英低着头揉太阳穴，好像精神不济的样子。他把目光移开，看向了法官：“我是被告的下属，他是我的上司。我受雇于他的公司。”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吗？”
“没有。”
“事发当天，你为什么在被告的家里？”
“他女儿出国留学，我去送行。”
“你和他女儿是什么关系？”
江去雁皱眉：“这个问题和案件有关吗？”
辩护律师不慌不忙：“你说你是他的下属，但一个普通的下属不会和上司的家人关系这么好，单独到老板的家里吃饭并给老板的女儿送行。”
江去雁冷冷道：“我是他女儿的经纪人，他女儿从六岁起出道就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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