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我祖父对那些火鸡自由洗脑包毫无执着,名校光环对普通人来说才是光环,对我来说就像玩一个“I Never”的游戏,现在没有做过的事,只是因为我还没做,还不想做。
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做。
就算我问过一圈,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做过,但这也只会让我在当下掰下一根手指罢了,我并不会因此输掉游戏。
我在旧金山老派地听了一年的KJazz电台,接触了艺术史入门后,决定休学。来到台湾是20岁,刚成年的秋天。我外祖父是小有名气的短片导演,外祖母家又是本地财阀,我随便找了个没听过的系所游学旁听。
自然还是从大一开始听课。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领略到“国文”的魅力,那位齐刘海短发黑镜框的女老师,颠覆了我对“国文老师”的刻板印象,她叫我们去搜寻形态各异的门牌,给我们看不同时期的麦当劳、来一客泡面广告,给我们念《国峻不回家吃饭》。
之所以在台湾只能游学,是因为我的中文水准实在太差,无法念中文的大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我的父母用完整的中文长句说话,祖父要我背书做功课,我总是跑去玩。
在课堂上,为一首中文诗流泪,像是老天爷突然给我打开的一扇窗。
那之后我开始接触台湾各界艺文工作者,我外祖父的学生有次听我谈到蒋勋,便告诉我东海大学美术系请了蒋勋去讲学。我为了我和母亲读过的书和喜欢的作者,正要前往台中,却在高铁上得知祖父病危的消息。
为我安排行程的人,是茜娅阿姨,那一路承蒙她照料,我才不至于溃不成军。
那时,顾惟谦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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