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对我们的婚姻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哪怕很晦气的在新婚夜得知夫家有个恋兄癖的养女,我也坦然接受。
我对顾惟谦的态度也没有很大的改变,在长辈面前,我们都是惯会做戏的和平爱好者。他有时半夜回来,我已经睡了,但他窸窸窣窣在背后拆安全套,前戏短暂做几下就挤进我的身体里,我也不会生气。
人都是有需求的嘛,我也有,只不过我很少有主动找顾惟谦的时刻,大多时候还没等我自己解决,他就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性。在这点上,倒是很符合我对这段婚姻预期。
这样不咸不淡,不温不火的婚姻生活持续了两年,第三年惟谦父亲的证券公司打算在台中开分公司,他们筹划了好几年,因为我和惟谦结婚,担心我不愿陪他去台中,所以拖了一阵子才让我知道。
顾家老爸还在台中买了一块地给我当搬迁礼,我也不知道拿来盖什么,就叫简仲逍当我的建商,他想发挥成陶朱隐园那样没人买的豪宅当成地标我也没意见。
但简仲逍很理智,他说他要在台中建标准F1赛道。我的大拇指瞬间掉到了地上。
搬到台中后我就不怎么爱出门和逛街了。顾惟谦越来越忙,我觉得台湾太小了,冬天还不下雪,又是一年雪季来临前,我自己一人去了北海道。
但我在那里发生了点意外,还没开始滑雪,我就得了流感低烧不退,不得不去医院,人还没到医院,双眼突然就失明了。
我会的日语不多,在日本念的是国际中学,主要导师是德国人,并不教日文。而我那次自己出门完全没带保镖和生活助理,我用AI对讲把手机切成身心障碍模式,叫车去了医院。
医生检查了三天都查不出病因,只好等我流感症状消失,再看我的双目是否恢复。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时候,我不想联络父母。可能是我怕自己真的瞎掉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会伤心吧。
我在住院的第一天就尝试给顾惟谦打了个电话,但他没有接。后来他发了文字消息问我有什么事。
因为他的助听器会直接连到手机蓝牙,所以除了最亲近的亲友以外的消息都是被他静音的,以防突然有电话打来影响到他。
我的电话像箭矢一样突然射向他的耳蜗,我都能想象到那时正在开高层会议的他,话说一半突然蹙眉的样子,搞不好底下人以为有什么重大变故。
他没有回拨给我,我也没有再回复他的消息。
他可能以为我玩疯了吧,一个月都没有回家。
住院第四天,我开始跟乔小柿讨论写笔录的事,住到第二周时,在放假的Claire从美国飞来日本照顾我,她本身是学医的,和医生聊了很多,但是也知道所有能做的检查包括那个什么宠物MRI(PET-MRI)我都做过了,我像小白鼠一样被抽血注射同位素,躺在太空舱一样的仪器床上,听着仪器滋滋靠近我,床被推进一圈一圈洞里,又再被推出来,无论我是否睁开眼睛都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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