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2节（1 / 2）

在笔者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说，当“文革”结束后下放劳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回到学校时，发现地质学的理论世界已完全变了，板块构造学说重构了整个地质学理论体系。也正是在笔者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人类单一起源的“走出非洲说”进入大学课堂，以基因研究为基础的人类起源与迁徙的新学说震撼了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

分子生物学的“跨界打击”，对于史前历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领域是一次重塑，其影响不亚于板块构造学说对于地质学的影响。过去学者对于古人类骨骼的对比研究、对于石器的对比研究、对于陶器的对比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虽然也非常有价值，但很多成果需要在分子生物学视角下重新检验、重新诠释。很多过去的研究成果依然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准确的，但也会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已经或将要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古代史书和考古遗址之外，分子生物学家又翻开了一本“无字史记”，并把上面的基因密码翻译出来，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祖先的起源、进化、迁徙和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除了基因研究，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分析也实现了“跨界”，这些新的科学手段在人文学科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人类和动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会从环境、食物中吸收特定的元素，从而在死后的骨骼、牙齿、茎秆上留下元素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科学家能够推测他们/它们过去生活时代的环境、所吃的食物或吸收的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历史。

运用基因、元素这些高科技手段研究古人类、考古、历史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史书是古人写就的，那些内容可能会因有人随意取舍、记忆有误或者心存故意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元素的研究是科学，以客观而非主观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得出结论。科学还可以检验，用重复性的操作来检验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准确、正确，从而降低了人为造假的可能与危害。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正在成为人文学科中的“高精尖武器”，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关于我们祖先的“无字史记”的解读内容已经足够丰富，上面记载了关于祖先的物种起源、族群迁徙、生产生活乃至文化脉络的大量生动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无字史记”，阅读有关祖先的新鲜历史，展开一次以基因为导航的寻根之旅吧。

第一章 神州苦旅——东亚直立人的百万年

1929年，初冬的龙骨山一片萧瑟，百草枯萎，树叶凋零。小山丘上，一些人正在奋力挖掘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

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出的考古队，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寻找第四纪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而且，考古队的负责人还心存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就太轰动了”。

突然，考古队队员在挖掘时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出入。当时现场的负责人是考古学家裴文中，他进入洞中一看，里面竟然有许多动物化石。裴文中看出，这些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于是带领大家在寒风中继续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天色渐暗，但考古队点起蜡烛奋力挖掘。就在这时，裴文中兴奋地叫了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一看，果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一部分。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大家连夜挖掘，直到挖出这个猿人头盖骨。这一夜，考古队的所有队员都在激动中度过。第二天一早，裴文中就派人把发现猿人头骨的喜讯报告给北京城内的地质调查所。几天之后，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小心地包裹着猿人头骨，坐着汽车把它护送到了城里。

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中国北京地区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

“他/她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

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

当时的考古队能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头骨，其实绝非偶然。

中国人经常把古代动物的遗骨作为药材出售，早就吸引了许多研究古动物和古人类的国外专家，这些专家发现“龙骨”中有一些是珍贵的动物化石。1921年，瑞典和美国科学家来到中国周口店，寻找史前动物化石。他们在当地采石场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龙骨山，并在山上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石英片，形状独特的石英片显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经过了人类的敲打的。这个发现十分重大，科学家断言，这里一定有原始人类生存过。然后，他们在龙骨山挖掘出了一些动物化石，带回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并在1926年宣布，这些化石中有两颗原始人类的臼齿。

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很兴奋，他把那两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界与公众把这种古人类简称为“北京人”。很快又有学者发现，北京人化石和早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化石非常相似，于是将两者归入一个大类，命名为“人属直立人”。直立人阶段是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

但是，学术界普遍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仅凭周口店发现的几颗牙齿就定出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新种，证据似乎不够充分。于是步达生拉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款，成立了考古队开赴周口店龙骨山。运气降临了，令世人震惊的北京人头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自1929年发现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之后，裴文中的助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继续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3具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地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前后共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证据，如灰烬层、烧石、烧骨等。

然而，就在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刚刚展开之时，步达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北京人”的命名者患有心脏病，于1934年3月猝然病逝于实验室中。据说，他趴伏的桌子上，正好摆放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

这也许算是北京人研究中的第一次“劫难”。

1935年春，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德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他将接替步达生，开启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之旅。魏敦瑞早年曾在德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但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纳粹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便于193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上了。基金会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接替步达生的学者，而魏敦瑞的专长在于通过骨骼解剖学揭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这样，魏敦瑞与北京人化石的缘分结下了。

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下颌骨、牙齿、头骨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包括他认为北京人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目前看来，魏敦瑞对于北京人化石最大的贡献，可能莫过于他对北京人化石“留了一手”。1941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魏敦瑞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让助手赶制了北京人头骨模型。此后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在转运过程中神秘失踪了，幸亏保留下来了头骨模型，才让对北京人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1941年，魏敦瑞回到美国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他研究了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内的多种古人类化石，提出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足行走、脑容量增大和面部缩小等重要变化的观点。

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人类，会不会是从周口店北京人逐步进化而来的呢？或者简单地问，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魏敦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1943年，魏敦瑞提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因为北京人头盖骨有很多与现代东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平脸、高颧骨和铲形门齿等。三年后，他出版了《猿、巨人和人》一书，把这个思想扩展到全球范围，提出了人类起源的“多中心假说”。

他提出，现在的人类并不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原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各自独立进化，变成了现在的不同族群。人类的演化具有地域性，可以分成澳大利亚区、蒙古区、非洲区和欧洲区。其中，有一支是“巨人系统”，从远古巨人依次演化为爪哇猿人、梭罗人、瓦贾克人，最后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这一支古人类的演化是单向的，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演化无关。还有一支是中国猿人，从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分析，它的头骨显示了一系列蒙古人种早期原始的特征，因此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应该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而现代中国人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另外，在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如果非洲出土了古人类化石，他们应该就是非洲人的祖先。

同时魏敦瑞还认为，在古人类的早期演化过程中，会有人种混杂的可能，所以中国猿人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现今其他人种身上。

魏敦瑞的巨人假说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他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进化猜测—多中心假说，几乎就是现今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提出并坚持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翻版。

受到魏敦瑞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自己的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可以分为5个种族，分别是高加索人种（欧洲白人）、蒙古人种（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原住民）、尼格罗人种（非洲黑人）和开普人种（非洲科伊桑人），它们是分别进化而来的，彼此间只有很少的基因交流。由于进化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种族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当时，在非洲已经出土了非常古老的人类化石，库恩对此的解释是，非洲大陆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那里只是人类的“幼儿园”，欧亚大陆才是人类的“学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从非洲大陆走了出来，然后分别进化成了现在的5个种族。他借用欧洲人使用的多杈烛台的形状，对自己的假说做了比喻—5个种族好比是5根烛托，它们虽然共用一个基座，但很快就从根部开始分支了，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所以，多地区起源假说也被称为“烛台理论”。

库恩的假说里包含了种族歧视的味道，因此一问世就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不过，他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一些科学观点，还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甚至赞同。

此后，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一批古人类学家进一步发扬了魏敦瑞、库恩的科学观点，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简单来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就是在库恩的“烛台”的每支蜡烛之间，又加上了很多横向的连接线，表示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基因交流。魏敦瑞和库恩所提出的“各地古人类分别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观点，得到了这部分学者的肯定和坚持。他们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从东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欧洲和西亚的现代人是从欧洲和西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非洲的现代人则是从非洲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我们可以通俗地称呼这批学者为“化石派”。

自从周口店北京人被发现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以及古人类使用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化石派从这些发现中找到了若干关键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分量的证据，莫过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了。

什么是铲形门齿呢？

现在，请用你的舌头舔一舔两颗上门牙的口腔内侧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门牙两侧有略突出的棱？当你的舌头在两颗上门牙内侧左右滑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走过了一条m字形的路线？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拥有铲形门齿，即你的上门牙像两侧卷起、中间平坦的铲子。

据统计，现代中国人中有80%~9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这种牙齿特征在东亚现代人和印第安人中比例非常高；现代欧洲人中只有1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在现代非洲人中这一比例则是15%左右。令人惊奇的是，有学者搜集了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古人牙齿信息，发现除了新疆地区出土的牙齿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人上门牙全都是铲形门齿。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古人类学家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只要是保存下来的上门牙，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铲形门齿。不论是号称有170万年历史的云南元谋人，还是距今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抑或是几万年前的河套人，都具有相同类型的上门牙。

一位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学者感慨说：“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因此，铲形门齿的特征似乎只能是通过中国的古人类一代代遗传，最终遗传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现代中国人。

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类型。

追忆往昔，远古人类刚刚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比那些黑猩猩邻居强太多。他们能够制作的工具，仅限于粗浅地利用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的工具。

距今330万年前，在今东非肯尼亚境内，古人类打造出了最早的石制品，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能够用于砍和砸，使得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和食物加工活动变得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古人类石器时代开始时的状态。古人类学家把这个时期的石器技术叫作第一模式，或者按照专业术语，叫作奥杜威技术。

第一模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万年的发展，到距今170万年前，东非的古人类终于有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略微精湛了一些，能够打造出很多种类的石器，特别是一种两面对称、外形修长、一端尖锐而另一端宽厚的手斧，握在手中，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武器。当然，那时候古人类的手斧主要用于狩猎野兽，而不是自相残杀。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时期属于第二模式，古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叫作阿舍利技术。

又是漫长的100多万年之后，到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再次厚积薄发，制作出了更为先进的石器，其中一种典型的石器形式是棱柱状的石核，实用且便于携带。关于这些石器的最早诞生地是哪里，学界还存在争议，大概出现在南非、东非或亚洲西部地区，这就是第三模式，这种技术的专业说法叫石叶技术。

总结上述几百万年的石器技术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东非及其周边，石器技术革新不断。那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东亚地区的石器发展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