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良渚，让我们放眼全球，进一步了解猪与人的不解之缘。对猪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古人与猪的故事可能比贾湖遗址的时代还要早。对亚洲各地家猪和野猪的基因分析表明，所有这些猪可能有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是在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被驯化的。然后，那里的猪分别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扩散，就这样进入了今天的中国境内。猪的扩散路线，与我们在上一章描述的现代智人进入中华大地的路线很相似，都是分别从沿海和内陆几路向北进发的。所以，中华大地上最初的驯化猪可能是由现代智人从东南亚带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全世界的野猪和家猪的差别并不大，彼此之间可以杂交。如果按照生物学的定义，严格来说，能够杂交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的动物，就不能算是两个物种。所以，家猪和野猪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物种下的亚种的区别，家猪只能算是不那么野的“野猪”。当现代智人带着驯化猪不断迁移的时候，他们的猪会跑到野外变回野猪，他们也会沿途捕捉野猪与驯化猪杂交，让野猪的野性减弱。如此复杂的杂交状况，让后世的生物学家很难说清家猪到底是在哪里被驯化的。虽然他们一般认为，世界上可能有6个家猪驯化地点，中国的长江流域和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家猪的进化过程有点儿符合第一章 谈到的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总的来说，欧洲家猪是欧洲野猪驯化而来的，而亚洲家猪则是亚洲野猪驯化而来的。然而，例外的是，从中国广西发现的古猪的基因来看，它与欧洲的古猪比较接近，与亚洲的古猪关系较远。古人与猪的故事，真够混乱的。
让我们把关系混乱的猪放到一边，来看一看同样起源于中国、关系相对简单的另一种动物—狗。
狗是人类的好伙伴之一，它们显然是从自然界中的狼驯化而来的。这两种动物很相似，但从基因上分析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狗和狼都喜欢吃肉，给它们一块猪肉，它们会摇着尾巴愉快地吃掉；给它们一块土豆，狼会对这种食物不屑一顾，狗则仍然会把这种富含淀粉的食物吃下去。这并不是因为狼自视清高，不吃土豆，而是因为基因决定了它无法消化淀粉。
通过对狗和狼的全部基因组进行比较，科学家发现，在狗的基因组中，至少有三个与消化淀粉有关的基因，都是狼所没有的。其中一个基因负责合成一种能把淀粉分解成单糖的酶，没有这种酶，动物就无法消化淀粉。
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只有那些进化出了消化淀粉的基因的狼，才最终变成了狗。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能够揭示出人类与狗结缘的故事。
中外科学家找来了亚洲、非洲、欧洲的1500多只狗，对它们的基因进行检测，探寻狗的起源问题的答案。基因对比发现，狗这个物种最早可能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南部，时间大约在距今1.6万年前。这种特殊的狼可能是被古人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吸引到居住点附近，从而被古人俘获的。最早被驯养的狗并不是作为猎犬或是住所护卫，而是被古人当成了一种食物来源，那些最初的狗是用来吃的。
今天善良的狗主人们请不要对这个现象感到愤怒，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我们饥饿的祖先吃不饱肚子，提前夭折，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在地球上了。此后，当万年之前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开始兴起时，古人有了更多的植物性食物来喂养狗，因此那时就有更多的狗被古人吃掉了，也有更多的狗生活在地球上了。
考古学家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家狗骨骼出土于河北中部，距今万年之前。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家狗的骨骼，个头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狗最早是食物的观点，古人选择饲养那些肉多的狗并吃掉它们。
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本地起源动物，狗在远古中国广泛分布，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分布在从东北地区到青藏高原的广阔土地上。随着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狗的习性也变得越来越温顺，它们除了作为肉食，也有了看家护院的职责。狗在人类社会里的命运终于开始改变了。
农耕乐土，爰得我所
黍、粟、菽、稻、猪、狗……在新仙女木期的寒冷结束后，华夏祖先如同“开挂”了一般，在开启农业时代之初，出手就是一连串的“王炸”，迅速奠定了中华文明未来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底色。世界上没有任何面积等大的其他区域，在古代农业的规模和技术上能够与中华大地媲美。
这片农耕乐土出现在人间，出现在中华大地，要归功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协奏。
所谓天时，就是“仰韶温暖期”，国际上的说法是“全新世大暖期”，由于这段时光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和夏文化时期的阶段，学者以“仰韶”来描述中国的这段温暖期，其实温暖期的时段远比仰韶文化时期漫长。熬过寒冷的祖先们遇到了一段长时间的温暖气候，可以让他们从容地积累和交流农业技术与农业物种。
在距今8000—3000年前的5000年里，全球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其间虽然偶有降温，但很快又会恢复和煦。而且中国是这次全球温暖期中升温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黄土高原、河北、青海、内蒙古、辽宁地区的植物孢粉沉积情况，气候学家判断距今8500—7200年前这些地区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2~4c。之后的距今7200—6000年前是仰韶温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各地气候普遍暖湿，季风降水波及全国，植被生长空前繁茂。
所谓地利，就是适宜农耕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位于中国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其上覆盖着厚达百米的黄土层，厚厚的黄土是最近两三百万年由西风吹来的。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断了东南季风深入内陆，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地区变得干旱，这些地区又恰好位于北半球的西风带，因此西风把细小的沙尘吹向东方，在今天黄土高原的位置沉积下来，日积月累，就形成了黄土高原。
黄土均匀、细小、松散、易碎，有机质含量高，并有良好的保水性，具备“自我加肥”的性能，这片高原对最初的一批华夏农民来说真是一块宝地。最开始的农耕是刀耕火种模式，农民开垦出一块地，耕种一年后休耕，换另外的地块种植，否则土地肥力会下降，土质会变差。而黄土高原的土壤只要保持好水土，就不存在肥力下降的麻烦。而且在仰韶温暖期开始的时候，气温比今天高，当时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很优越，大量植被覆盖地表，水土流失并不严重，非常适合黍、粟、菽这些旱地作物的连续种植。
所谓人和，就是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智慧对工具的革新、对各种野生品种的驯化。前面我们已经领略了他们对于植物与动物资源的驯化，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传统的石斧砍伐树木，用石铲松整土地，使用石镰收割野生和驯化的农作物，使用石磨盘、石磨棒把采集的果实和收获的籽粒磨碎。这些工具是沿用自渔猎采集时代的用具。为了适应农耕的需要，他们对石器进行改进，比如制作出椭圆形的斧以及穿孔斧、穿孔铲等复合式农具。他们还发明了新的挖土工具—耒耜。耒耜由采集时代挖掘植物根茎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类似铲子的模样，是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一直是华夏远古农民的重要工具。
天时地利人和，仰韶温暖期的各处遗址出土的大量粮窖告诉我们，祖先们的粮食越收越多了。他们不再像渔猎采集时代那样四处游走寻找食物，而是能够长久地定居，守住自己的一方水土惬意生活了。相对于渔猎采集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学者曾经估算仰韶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规模，这个区域大概包括今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陕西省的全部或大部分面积。距今8500—7000年前，也就是粟、黍等农作物和猪、狗刚刚被驯化不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大概只有20万~30万。当然这个人口数量可能也已经比渔猎采集时代高一个数量级了。
到距今7000—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温暖期最为暖湿宜人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可能先是突破了100万大关，然后又逐步增加到200万左右，比起之前又增加了一个数量级。在这个时期，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开始风靡中国北方。
在接下来的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旱地农业已经相当成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再次翻番，可能达到了400万~700万的规模。到这个时期，似乎有来自几个方向的文化都向中原地区辐射。以东北方为基地的红山文化越过燕山山脉，向中原扩散；正北方向内蒙古中部的文化越过阴山山脉，向中原挺进；以西面的陕西为基地的仰韶文化越过黄河，向中原扩散……
这种文化汇聚的现象，让学者们不禁联想起中国上古神话中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的传说。不论上古传说与真实的远古文化有几分吻合，此时中国北方大地上呈现出的文化景象就是—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的参与者，与其说是来自各方的人群，不如说是来自各方的远古文化。进入农耕时期后，大地上的人口增长了至少两个数量级，大量的民众开始定居生活，人口密度很大，而且形成了许多繁荣的聚落。如果说农耕时期之前我们的祖先处于基因流动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的祖先更多地处于文化流动时代。逐鹿中原并不是携带不同基因的人群向中原汇聚，而是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向四周扩散，包括向中原扩散。这种扩散当然也是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实现的，但并不是像农业开始之前空旷大地上的人群迁徙，而是不同人群都有着相当多的人口，有着相当多的物产和文化产品，人群与人群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他们通过馈赠、贸易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技术，输入别人的文化和技术。
与北方地区人口爆炸式增长、各种文化逐鹿中原相对，南方地区似乎渐渐落在了后面。除了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这个特例外，南方地区整体上处于不温不火的缓慢发展之中，一副“小邦寡民”的模样。
在基因流动时代，南方曾是蓬勃发展的先行者，是携带不同基因的各种人群积蓄力量的摇篮、向北方扩张的始发站。进入农耕时期后，为什么南强北弱的势头出现了反转，变成了南弱北强呢？
答案可能要从地理环境中寻找。南方气温比北方高，自然环境中动植物资源丰富，遇到冰期受到的冲击也小，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南方更适合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生存。农业出现后，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以粟、黍、菽等农作物构成的旱作农业发展起来后，南方相对于北方的生存优势就消失了。
即使手握驯化出的水稻，与拥有容易开垦的黄土土壤、大片可以耕种的平原的北方相比，南方的农耕也劣势明显，比如：土壤多为紧密的黏土，植被太多遮盖土地，在青铜时代到来前，用石制工具开垦南方田地比北方困难；山岭密集，河网纵横，分割了原本就不多的可耕种平地；降雨量大，容易出现洪涝灾害；缺乏连片农耕区做物质基础，南方孕育的文化在规模上无法与北方的文化相比；水稻田的高产对于农业技术的要求更高，从育苗到收获，南方农民需要掌握平整水塘、修建水渠、维护田埂等一系列技术……南方相对于北方的再度崛起，至少要等到公元后几百年了。
农耕时代的来临，从基因方面给古老人群带来了两个变化。
其一是农业人口的基因逐渐占据了人类基因库的主流，凭借粮食养育的更多人口，原本狩猎采集者基因型一统天下的世界，转变为农民基因型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流、大众，狩猎采集者基因型越来越成为末流、小众。
其二是虽然农业人口增加了，但是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并没有相应增加，至少在农耕时代的早期如此。一旦从漫山遍野暴走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俯身默默耕耘的农民，大量古老人群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生活，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转转，除了自己所在的部落、村落外，几乎不再与远方其他人群发生关系。这种不完全的“生殖隔离”意味着，在仰韶温暖期时代，不同区域的农耕人群基本保持着自身的基因型特色，大规模的人群间基因融合，还要稍等一段时间才会降临到中华大地。
而站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历史节点上，文化的初步融合远比基因的交流融合更为蓬勃。北方各路文化正纵横捭阖、群雄逐鹿，如同历史夜空中璀璨之群星。很快，来自北方的罡风即将呼啸而来，给中华大地制造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巨变，我们的祖先将走向下一个新时代。
小贴士 人类是如何开启农业的
在古代，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多大的土地？那要看他们靠什么方式获取食物。
依靠狩猎获得食物，每平方千米土地大概只能养活0.001~0.05人，也就是说，从事狩猎的五口之家需要100平方千米的“狩猎场”。依靠农业获得食物，中国古代有个形象的说法—三十亩地一头牛，可以养活五口之家。30亩地相当于0.02平方千米。也就是说，农业人群所需的土地只是狩猎人群的万分之二。农业让人类能够获得的粮食大大增加。
农业的确有优势，但远古人群未必愿意选择当一个农民。毕竟，狩猎和采集并不是特别艰苦的谋生方式，狩猎采集者不需要太辛苦劳作，也不用养太多的孩子做帮手，他们只要经常迁徙到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可以拥有不错的生活。一旦变成农民，就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养育比较多的孩子，辛勤工作，劳动成果还要受到干旱、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扰，劳心劳力。
那么，为什么远古的一批人选择成为农民呢？他们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在某个时期，狩猎采集者丧失了迁徙生活的能力，或者为了某个目的放弃了迁徙生活。
距今1.2万年前左右，地球上经历了一次寒冷的新仙女木期，动植物资源都明显减少。在西亚地区，很多部落在寒风中难以长距离迁移，只能就地扎根，生产自救。当时西亚地中海沿岸有一个纳吐夫文化，这批古人反复尝试驯化、种植野生麦类植物，希望从这些植物上收获籽粒补充自己短缺的粮食。随着寒冷的持续，他们每年都要驯化、种植野生麦类植物，这就是农业的开端，由龟缩在避寒地的古人们艰难地探索出了新的生产模式。
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处：西亚—北非、东亚、墨西哥—南美安第斯山区。这些地区的农业萌发地并不是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它们基本上是半湿润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在冰期来临食物短缺的压力下，相距万里的古人不约而同地从狩猎采集方式向培育动植物的方式转变，虽然播种之后需要等待收获，收获的粮食不多，而且营养也不如狩猎采集获得的食物，但至少收获量是基本稳定的，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这些坚强的古人熬过了寒冷的冰期，并在冰期之后迎来了海阔天空的农耕时代。
在亚洲西部，刚刚开始耕稼的农民们持续不断地同相邻的部落交换各种技术、知识、种子和饲养牲畜的经验。短短数百年间，在当地各处水源充足的平原和山脚，农耕村落的数量不断增长，并且形成了各种改良的小麦、大麦和山羊、绵羊的聚集中心。许多其他种类的作物也被迅速纳入古人的驯化计划。各种扁豆开始作为补充性的作物出现，在条件适宜的地方，橄榄、葡萄、无花果和椰枣也成为对人类有价值的作物，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和香料也为人类的食品增添了多样性与营养。人类还从亚麻植物中提取出纤维，进行纺织。
放眼全球，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古人们驯化了粟、黍、菽和水稻；在美洲大陆，古人们驯化了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烟草、辣椒、向日葵、南瓜、蚕豆等。此外，古印度人驯化了棉花，东南亚古人驯化了芋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古人驯化了高粱、珍珠米、非洲米……
而且，一旦某种农作物被驯化出来，它就会被古人们快速扩散到远方适宜种植的地区，除非地理阻隔非常大。这是因为，在农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地球上有大量尚未耕作的肥沃处女地，首次种植农作物的产量会非常高，但是如果连年种植，土壤就会肥力下降、板结难垦。所以，我们的农民祖先们会在一块地上种植一季农作物后，就跑到旁边还未耕种的另一块地上去种植，把前面种过的地撂荒在一旁。
因此，冰期过后最早的那批农民从事的可能并非纯定居农业，而是迁徙农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就有利于某种农作物快速传播到远方。他们还放火烧荒，把丛林烧掉，露出可以开垦的肥沃土地。据估计，早期农民人均耕地可能是现在农民的9倍。当然，那时候的农民人数非常少，但他们到处放火种地的行为，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很可能造成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一次显著升高，到距今6000年前尤其如此。
有科学家猜测，冰期过后地球环境进入长达几千年的舒适的温暖期，一方面是自然原因使然，另一方面是人类放火开荒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上升，又反过来促进农作物增产。科学实验发现，在二氧化碳升高的时候，大量植物的产量都升高，其中野小麦和野大麦的产量上升得尤其高。这就形成了“正反馈”—古人选择了产量高的野生农作物进行驯化，他们的开荒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驯化农作物的产量。
听上去农业起源与扩张的过程令人欣喜，但其实农业也给古人带来了烦恼，比如疾病。
定居的农业群体极易受到病菌、细菌的感染，因为他们不再像狩猎采集者那样经常迁徙，人们不得不同自己制造的各种废弃物密切接触，生活在更加肮脏的环境中。原本现代智人离开充满各种病菌的非洲热带地区，进入欧亚大陆气候宜人的温带地区时，他们受到病菌的危害减弱了，但是在他们从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后，病菌危害又复燃起来。
再加上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他们与各种牲畜亲密接触，许多畜类疾病传播到了人的身上。比如基因研究表明，可能是长期以来对人类构成最为严重危害的病毒—天花，就是从阿拉伯骆驼身上传染给人类的。此外，还有各种流感、麻疹等，也都来自其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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