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基因扩展模式是“上层更换模式”，此时各个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彼此之间也有所了解，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经济，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是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的，最终某个族群的政权被推翻，过去的上层王族、贵族更换为新的上层王族、贵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还留在原地，接受新统治阶层的管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一个区域的基因型变化会比较复杂。底层广大民众的基因型会保持不变，而上层统治者的基因型可能会发生更换，并且与底层民众的基因型不一样。也有可能，新的统治者与旧的统治者本来就基因相近，这时候政权更迭甚至不会带来基因型的变化，不论是上层王族、贵族还是下层民众。这个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个新词—谜米（meme），用来描述“文化的复制基因”。在他看来，文化上的一个观念、一种行为在人群中被模仿、被传播并流行开来的过程，其实与生物学上的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遗传和传播的过程十分相似，不同谜米即文化基因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也与生物基因之间的竞争在原理上类似。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时，这种文化基因的竞争也就产生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较少的，但文化基因的更换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族群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古代社会迈入人口众多的族群相互竞争的时代时，文化基因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主流。某一族群、政权与其他族群、政权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以中原地区的族群扩张为例，当农业养活了更多人口时，农耕族群开始向有耕种潜力的空旷区域一拨拨地扩张，他们或者携带着北方的粟、黍等作物，携带着南方的水稻等作物，或者携带着西方传来的小麦、大麦，走向新的原野并将其改造成农耕区。这个时候基因的流动是“填空模式”。当各种文化族群并立而起，开始争抢比较好的资源环境时，就进入了“群体替代模式”，比如中原一些强势文化的对外拓殖群体对于南方或北方山区一些弱小族群的驱赶。
再往后，像周朝取代商朝这样的历史事件，就呈现出“上层更换模式”的特征。周朝以小邦掀翻大邦，原来的商朝统治者换成了周朝统治者，而商朝的底层民众成了周朝的底层民众，他们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畜牧的还是畜牧。从基因上讲，也许周朝的上层会给中原地区注入一些西北地区的基因型，但其实这种基因的交流早在周朝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经开启了。中原地区族群的生物基因变化很小，真正改变的是文化基因，周的宗族礼仪文化逐渐确立，并替代了商的那种包含鬼神信仰的文化，然后逐步强化了中原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族群的“中国”文化认同。
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评论管仲的言论，生动地表达了当时贵族阶层的文化认同观念。根据《论语》记录，子贡对孔子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君主公子纠，管仲却不去殉死，反而辅佐了齐桓公。孔子回答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各路诸侯，匡正天下秩序，民众至今都享受着管仲的恩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
孔子最在乎的是头发是束着的还是散开的，衣服是向左开襟还是向右开襟，这就是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贵族最为珍视的，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在那个时代，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中原王朝，正在以其充足的粮食产量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发动向四方的“文化基因扩张”，此前由西向东朔风劲吹的基因扩张与文化扩张趋势，即将发生东西大逆转，西域争雄的下半场大幕拉开。
小贴士 食奶影响了人类历史
自从人类能够捕获大型哺乳动物，比如骆驼、马、牛和羊，人类就接触到了一种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动物的奶。但是，人类曾经很难有效消化吸收奶的营养成分。这是因为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必须借助体内的乳糖酶来分解、消化奶中含有的乳糖蛋白质。大多数哺乳动物只在婴儿时期拥有这种神奇的乳糖酶，能够消化母亲的乳汁，长大后体内的乳糖酶就消失了。人类曾经也不例外。
幸亏有了天赐的基因突变，让一些人群拥有了特殊的乳糖酶基因，即使长大成人，体内也拥有乳糖酶，能够消化动物的奶。这个特殊基因出现的时间大概在距今9000年前，出现的地点很可能在欧亚非大陆的西部，因为现代人中，欧洲人和非洲人中拥有这种基因者很多，而亚洲人、美洲人普遍缺少这种基因。具体来说，东亚、东南亚的现代人群中有高达85%~100%的成员没有这种基因，而北欧的现代人群中只有不到10%的成员缺少这一基因。
人类对于动物奶的日常食用，可能起源于万年之前。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古代陶器碎片上吸附的残留脂类判断，亚洲西部可能是最早食用动物奶的区域。这个时间与乳糖酶基因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也许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尝试喝动物的奶，但都无福消受，直到有一天，人类突然发现自己能够消化动物的奶了，从此以后，动物奶成为这些人及其后代的日常饮品之一。
人类饮用动物奶的直接证据，来自科学家对于先民牙结石的研究。他们分析了蒙古国中部和阿尔泰山一带古人牙齿上的牙结石，这些古人大概生活在距今5300年前，属于欧亚草原带东部先民。牙结石所含的蛋白质成分显示，那些古人的确饮用了牛奶和羊奶。
看起来，经过约5000年的传播，食奶方式随着驯化动物的扩散，已经到达了蒙古高原上，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乳糖酶基因人群的扩散。考古学表明，5000年前的确有一支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古老文化向东扩散。
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食奶证据，恰恰来自新疆小河墓地。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的颈部和胸前散布着一些淡黄色的块状物，在随葬的草篓里也有类似的颗粒状物，值得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牛奶制品，以及少量羊奶制品。进一步的蛋白质分析表明，块状物和颗粒状物的蛋白质还不一样，颗粒状物应该是全成分奶的残留物，而块状物以酪蛋白为主，缺少乳清蛋白，这说明那是奶酪，而且是用乳酸菌发酵牛奶制成的，现代名称叫“开菲尔奶酪”。这个发现把世界开菲尔奶酪的制作历史推进到了距今3600年前，它也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奶制品。
同样是在蒙古地区，在距今3200年前的古人牙结石中，科学家分析出了马奶的成分。在这个时期，马奶消费与马的骑乘技术同时在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出现，这反映了当时草原上的重大转变，即人群正在从定居性较强的农耕—畜牧社会转向游牧社会。此后到了匈奴帝国时代，马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食物。
从人类需求来说，从马、牛、羊身上提取的奶类食品，比单纯宰杀它们获得的肉类食品能够提供多几倍的能量，更不用说其他营养成分了。人类驯养和繁殖马、牛、羊的过程，也是对它们进行基因改良的过程，让它们向着更为温顺、产肉和产奶更多的方向进化。野牛与家牛在体型和性情上的明显差别，证明了上万年来人类对于牛的进化的人工干预。
乳糖酶基因在草原带的传播，是否增强了草原人群的力量，使他们对于周边区域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然而，地处草原带南面的华夏地区的人群一直缺乏乳糖酶基因。虽然黄牛、绵羊乃至马匹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但是华夏地区的农民们能够饮用动物奶的人寥寥无几，因此西亚、中亚的农民很早就挤奶并大量食用动物的奶，这种方式在华夏地区一直没有普及，那些动物主要还是作为肉食和毛皮来源而被豢养，以及用作农耕和拉车畜力。
假如古代东亚地区的人群出现了乳糖酶基因突变，而西亚地区人群却缺乏这种基因，人类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呢。
第六章 逆转山河——汉匈掀起西进狂飙
当棺盖被几位考古人员合力抬起时，棺内合葬的男女遗骸以及从未被扰乱的随葬物品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场景。墓主身上覆盖的织物中，一件色彩斑斓的织锦在灰尘遮蔽的墓室里是如此的醒目，立刻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当这块织锦被缓缓展开时，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纹之间，露出了蓝底白色织出的汉字“国”“东方”“五星”等字。当织锦全部展开时，汉字组成的语句让在场者脱口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次考古挖掘的是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时间是1995年10月。在棺盖被打开的此前一天，一位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刚好带着一面五星红旗赶到尼雅遗址挖掘现场，他的名字叫齐东方。这块织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与考古学家齐东方、五星红旗之间出现了神奇的巧合，成为此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考古学界趣事。
其实，这块织锦的神奇故事还未结束，织锦上文字所揭示的族群演变历史同样神奇。
藏在织锦里的精绝与南羌
织锦上的文字与齐东方、五星红旗和中国之间的巧合，给人们增添了谈资，但从学者的角度看，这些只是巧合而已。这块织锦是西汉王朝的皇家工场织造品，正如本书上一章所说，不同时期的古人对于“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西周人所说的“宅兹中国”，指的可能是他们进行祭祀的洛地，对应着天上的都城位置。在西汉，“中国”基本上还是指代东周人所说的洛地及其周边的中原地区，是地理概念而非国家名称。“五星”在西汉的时候，指的是夜空中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五星，即人类用肉眼能够看到的夜空中的五大行星。在东汉道家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这五颗星的名字被改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这些名称沿用至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说的是天象上五颗行星都会聚于东方天空，中国地区就大吉大利。反之，如果它们都会聚于西方天空，“外国用（兵）者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其实并不完整。在墓室中还出土了一件织锦残片，它与“五星”织锦其实是同一件织物，它们的花纹都是一致的，这件织锦残片上还有三个字—“讨南羌”，因此织锦上的完整语句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尼雅遗址在当时属于精绝国，这个墓室里刻有“王”字的陶罐表明，墓主应该是精绝国国王。那么，相距遥远的西汉与精绝国为什么会发生联系？“南羌”又是哪里呢？
让我们先从精绝国的基因探寻那段历史。
尼雅遗址在1901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他从遗址里带走了大量的文物，轰动了欧洲学术界，尼雅遗址也被称为“东方庞贝城”。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尼雅遗址中出土了西亚风格的玻璃器，希腊风格的艺术品，犍陀罗（位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的古国）的装饰图案，古印度的棉织物，中原地区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等。可以说，这里是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和古波斯四大古代文明的一个罕见交汇点。
科学家对尼雅遗址一个男性成年个体股骨上所含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检测，发现他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型，与西亚和伊朗人群的基因关系最近，而与东亚人群没有基因联系。对比新疆其他遗址的古代人群dna，科学家发现同属和田地区的一处于阗国遗址的人群dna与尼雅遗址人群相近。于阗国与精绝国同属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下区域，历史上于阗国还曾经吞并精绝国，所以两国人口基因相近并不奇怪，但它们与西亚、伊朗人群基因相近，这还是能揭示出一些人群迁徙的往事。
根据碳十四测年，尼雅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500年前，从西汉时期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而于阗国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700年前，从西汉时期到三国两晋时期。学者们猜测，在精绝国出现之前，应该就有一支西亚、伊朗基因人群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在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绿洲上生活，甚至向东扩张。到了西汉，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凿穿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阻隔，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包括精绝国产生影响力。
从基因型上讲，精绝国人群有着西方的基因型，与汉朝的东亚基因型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精绝国与汉朝交好。那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皇家织锦，很可能就是汉朝赠送给精绝国国王的礼物，被精绝国王室视作具有压制敌人的神秘力量的物品，在去世时也要带入地下随葬。
那么，要征讨的“南羌”又是哪里？
南羌，也叫南山羌。所谓南山，指的就是昆仑山。张骞出使西域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汇报说黄河的源头就在于阗国，而上古传说中的昆仑山应该还在更西边。根据河流发源于于阗国的山脉，刚好于阗国又出产玉石，与古籍中记述的昆仑山很吻合，于是汉武帝金口玉言，宣布于阗国的南山就是昆仑山。
现在我们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并非昆仑山，而古籍记载的传说中的昆仑山，虚无缥缈，不能深究实际对应的山脉。当时的张骞与汉武帝并没有今天我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判断有误不足为怪。汉武帝定名的昆仑山倒是一直流传至今，指代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线高大山脉，在那时，西域绿洲国家习惯称呼其为南山。
南山羌就是昆仑山上的游牧族群。从族源来说，南山羌很可能来自古羌人部落，并融合了周边其他部落的部众。南山羌曾经蛰伏于汉朝的羁縻之下，后来试图北渡湟水寻找合适的土地定居而发动了叛乱，其背后也许有汉朝的死敌匈奴的支持。公元前61年，汉朝大将赵充国以70岁高龄率军出征，征讨反叛的羌人，临行之前，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先讨个好口彩。赵充国很快平定了叛乱，然后又积极地在当地屯田，使当地长治久安。
所以，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很可能是这次胜利后制作的“宣传品”，然后礼赠昆仑山附近的绿洲国家，精绝国获得了一件。
精绝国国民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那么南山羌人是不是属于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呢？也未必。古羌人及其直系后裔基本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南山羌人不仅继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型，他们可能还融入了另一支重要族群—小月氏人的基因，而小月氏人是有着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族群，因此历史上的南山羌可能是东西合璧的，族群与基因是融合的。
匈奴和它的草原敌手
既然有小月氏，那就还有大月氏。既然谈到月氏，那么我们可以正式引出秦汉王朝的死敌—匈奴。要搞清楚西北地区的族群演变，匈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族群。
从历史上看，匈奴自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威胁战国七雄中的北方三强—秦、赵、燕，一直到东汉时期被汉朝联合鲜卑等部众打垮为止，匈奴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王朝缠斗了几百年。然而，如此重要的草原强权，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比如匈奴的族源仍然是个谜团。
难点在于，匈奴是一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部落大联盟，它囊括了广阔区域里各种背景的部落，很可能融合了西伯利亚、亚洲东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基因型的族群。所以，从扩展模式来说，匈奴是很典型的“上层更换模式”，匈奴很可能从一个核心的部落，通过不断的征服过程，把各个部落的部族都纳入自己的统治，那些部落原来的上层贵族要么被替换掉，要么臣服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管理各个部落的代理人。
既然匈奴政权的族群来源多样，一言难尽，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构成匈奴政权统治核心的单于族群的来源呢？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蒙古国境内一处匈奴时期墓地内的60多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这处墓地的年代为距今约2000年前，正好是匈奴称霸蒙古高原的时代。通过分析后发现，墓地中近九成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约一成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学者们还曾对蒙古国东北部另一处匈奴贵族墓地的三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位是西部基因型，两位是东部基因型。
所以，至少从墓葬中的匈奴人基因分析，匈奴族群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各种部落。但是，至少在2000年前，匈奴人中有一部分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来源的族群或其后裔。基因型比例虽然确定了，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匈奴单于一族的族源归属，是属于占多数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一员，还是属于占少数的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一员呢？
语言学的分析也面临着这种尴尬的情况。几十年来，语言学家试图根据秦汉王朝对于匈奴一些专有词汇的直译发音，与各个族群的语言进行比较，以确定匈奴人讲什么语言。既然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匈奴人内部肯定也是讲各种语言的。但是，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一些专有词汇，一般来说应该是匈奴上层使用的语言，是单于一族的语言。语言学家们长期争执匈奴人所讲的语言应该属于突厥语系统还是蒙古语系统，没有定论。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