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什么厉害人物。
两个女生的父母同他礼貌握手，倒变成客气谈话了......
不过立场是没变的，一定要A离开才行，这样几轮交锋下来，A的爸爸答应把她转走，说本来有意送到英国念书，正好提前去那边适应适应。
都谈妥后，他们的注意力才从自己的孩子身上转到我这，带着一种审视意味，这些复杂的目光令我如坐针毡，度秒如年。
A的爸爸说一会能跟我单独说两句吗。
我看了看警察叔叔，保姆阿姨，还有几位家长的脸色，好像有的同意，有的不在意，也没人告诉我该不该答应，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后面一堆事本来无须我的参与，但因为答应了A的爸爸，我只好一直在警局大厅长椅上坐着，和保姆阿姨一起，等了很久很久，他们先后出来了。
估计是警察叔叔还要留A和A的家长在那里批评教育，所以那两个女生和她们的父母先走了，又等了一会儿，A和A的爸爸才出来。
时隔十几接近二十个小时再次见到A，A看起来完全没了平时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和锐气，除了熬夜的萎靡，眼周居然也有明显哭肿的痕迹。
原来她也有怕和哭的一天啊。
怎么当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去想想后果。
A见我坐在长椅上，想走过来说什么，被她爸爸拉住不准过来，她强烈挣扎了几下，她爸爸吼了她一句“听话！”，A不情不愿看我一眼出门上车了。
A的爸爸走过来，我也站起来，迎上他的视线。
他说，知道我曾经劝过A的事，但她没听，这事是她连累我了，还刺激得我生病，是她对不起我。他作为A的爸爸，代替她跟我道歉。之后不会再跟我们有联系，让我放心。
他想了想，又说我其实有点像A的妹妹，她跟我相处，是真心想做朋友的。
面对这一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原谅？好像也轮不到我原谅。
珍惜友情？我们之间有友情吗？活在恐惧里的生存算是友情吗......
实在想不出该做什么反应。
A的爸爸也看出我的手足无措，简单道别后离开了。
从那以后，A就像从未来到过我们的生命中一样，消失不见。
但她给我们留下的巨大伤痕和惯性依然还在持续展现着可怕的作用力。
等到再一个周末的时候，童童照例来给我送笔记，她这次活泼了许多，看起来完全没有上次的紧张拘束。
她聊了聊最近学校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说起A突然转学，有些担忧地讲，那两个女生好像因为A不在了，把我当成靶子，说我是精神病人什么什么的，造谣我会发疯打人，所以要住院吃药，甚至可能会去精神病院待着。
我被无语住了，某种程度上不再同情她们。
不过别人的嘴不长在我身上，我当然也管不着，不如当她们不存在。
又过了两周，我终于被批准可以回学校上课。
开心得简直可以跳妈妈咪呀，连吃药也不排斥了，就盼着能速速去学校，不用在家大眼瞪小眼的无聊。
可事实远比我想象得要糟糕。
复学第一天我到得比较早，后面来的同学几乎进来一个就盯着我眼神怪怪的，我跟他们打招呼也少有回应。
我心想，可能是那两个女生散布谣言导致的吧，他们以为我是啥感染了僵尸病毒的存在，还能会咬人是吧。
接下来几天里，大家的反应好像我真是个病毒。
也不只是校园冷暴力，以前被A欺负过的同学会突然跑到我面前骂我，还有好多男生会从背后突然给我一拳。
我意识到这才是校园暴力。
我也知道应该找老师和学校来解决，可他们因为知道我有心理问题之后，跟我聊的内容就变成话里话外试探我会不会在解离情况下伤害同学，或在学校做出一些让人理解不了的怪异行为。
看得出来，比起A他们更想我转走。
我不伤心，因为只有值得为ta伤心的人才会让我伤心，这种情境令人唏嘘罢了。
但或许有更深的集体潜意识压力侵入了我的脑海，此后一两个月奔腾的意识被药物束缚的感受越来越重，以至于令我有种时时刻刻在上吊的感受。
终于在某个周四破防了。
童童虽和我是同桌，却再也不曾说过几句话，她怕遭受什么无妄之灾，偶尔周末，离开学校的日子，才愿意跟我说上一两句话，平日里只装作不理我。
我理解她，但如果我再这么呆下去，早晚会真的发疯。
那晚我第一次告饶式央求母亲，让我提前去美国念书，她问我什么原因，我只说对学习如饥似渴，加上身体情况，也想出国调养。
戏言与真情实感母亲自然分得清楚，她倒没说什么，确认我真的想出去念书，说让我先把这学期读完，之后再安排到美国那边的高中读高二。
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硬抗到学期结束，成绩也因为药物原因等等问题大幅度下滑。
出国前，我决定把药停掉。
不吃还能自己调节调节，吃了药屁用没有，只能限制精神，情绪处在某个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区域，多鲜活的人也被关成木乃伊，我宁愿也许有一天发疯，也不愿意吃药。
事实证明，我不吃药反而情况会好点。
（不建议别人停药，请谨遵医嘱。我这是个人操作，严禁模仿！）
后来......就是到堪萨斯之后的事情了。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