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
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术、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称号的。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
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青铜和家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它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峁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稍后，青铜与家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力。为了共同防御敌人，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
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青铜技术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个趋势。
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畜力和美味食物。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传说竟然也讲述了牛羊贸易的故事。根据《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商王有一个叫作王亥的先祖，与兄弟一起赶着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贵族谋财害命。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欲为父亲报仇，但是实力不够，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终于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仇雪恨。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汇报目前本国的事项。上甲微显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经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传说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进行远距离牲畜贸易的情景，应该是符合当时北方地区部落交往实际情况的。
上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动荡的状态，各个部落之间既有和平的商贸往来，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见。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也能够读出那段动荡的历史。
仰韶温暖期本来是一段祖先们的快乐时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技术和物种不断涌现，广阔天地里的古人传播彼此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在距今约4500年前，北方地区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那种和谐社会土崩瓦解。从龙山时代的遗址看，聚落开始构筑坚固的环壕，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对外防御强邻骚扰，对内凝聚部落人心。北方地区陷入万邦林立的状态，相互之间征伐不断。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的转变？显然，人口增长是重要的内因。进入龙山时代，可能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田的产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经得到充分驯化和种植，而小麦尚在赶来的路上，粮食增产在彼时彼地遇到瓶颈，人口激增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各个部落尽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彼此会为了争夺一块耕地、一块牧场甚至一处水源而发生冲突。
龙山时代的气候也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元凶之一。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温暖后，龙山时代已经处于大暖期的末期，气候变得波动起来，有时还会出现降温事件。气候波动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激发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机，求生欲驱使他们对外诉诸暴力，抢夺资源。
最终，气候变化推动了中华大地实现“临门一脚”，从一片乱世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距今4000年前，不论是中华大地还是欧亚大陆，似乎都正在经历巨大的气候转变。
比如我们谈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着长江上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宝墩文化都在同一时期衰落。北方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辽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时走向了衰落。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积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
这种巨大的转变，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原本东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种古文化都黯淡下来，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轮文化的明月。
在前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我分析了文化面貌巨变的气候原因，猜测可能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北向移动导致了中华大地古文化的大量衰落。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放眼全球，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似乎都在经历气候巨变。
距今4200年前左右，埃及古王国在奴隶大起义的动荡中走向了终点。不过，学者们最近提出了古王国灭亡的新视角。他们找来了那个时代古埃及人的棺材板，仔细分析了棺材板上的树木年轮痕迹，发现当时的气候极端异常，有强烈且短暂的干旱期。干旱带来的粮食减产给古埃及统治者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局势最终失控了。
在西亚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对一座消失的大型城市进行考古发掘，在距今4200—3900年前的土壤层中发现了那个时期气候严重干旱的证据，甚至连蚯蚓都因干旱而大量死亡。
在印度河河谷，距今3700年前左右，古印度文明突然消失。过去学者认为，古印度文明可能遭遇了西北方向族群即雅利安人的入侵。但是气候学家发现，印度河文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衰退，原因很可能是气候波动导致了灌溉水源的不稳定。
为什么距今4000年前，全球气候经历了如此巨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比远古中国先期进入文明古国阶段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中华大地却在气候打击下凤凰涅槃，中原地区迈入了文明古国阶段。
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
动荡不堪的环境中，相对适宜生存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终于脱颖而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站上了文明的高台。
考古发现，降温、洪水、干旱等灾难在龙山时代末期导致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下降。同时，人口向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区域人口规模逆势膨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都城规模宏大，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这种城市格局为此后的古代中国各个朝代所继承，比如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阶层井然的社会，贵族住在宫殿区以东区域，“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都城内部有许多功能区，比如铸铜作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在“城市”的中东部，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或许他们会戴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饰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土地上的民众人丁兴旺。
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力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
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
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
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作为“外来户”，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适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
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
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
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
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一样的存在。
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早的中国，是本土物产与思想文化的漫长积淀、外来物产与异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气候巨变合力孕育出来的文明果实。当中华大地一脚跨入文明古国的殿堂时，等待我们祖先的命运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恋歌，而是疾风暴雨的文明碰撞。
小贴士 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
现代人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会刷牙。牙医甚至建议，每次用餐之后都应该刷牙。刷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龋齿。龋齿也叫虫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龋齿，但是一般来说，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们牙齿的最大敌人。
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更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5.3%，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44%~10.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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