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铜、砷铜冶炼再向前一步，就是青铜冶炼。青铜是在铜里面掺入了少量的铅和锡两种金属，从而大幅改善了铜制品的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熔点较低，硬度却较高，容易铸造成形。用青铜制作的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以及细节都能够被加工得凹凸有致、清晰细腻。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南部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主要是一些铜锡合金铸造的工具和武器。稍晚一些的距今5000年前左右，古埃及也出现了青铜器。青铜时代就此开启。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家马和马车技术的快速传播那样，青铜技术也快速向四周传播。
中华大地上出现青铜器的时间是很早的。在甘肃省中南部距今约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把保存完整的铜刀，长12.5厘米，采用范铸法制作而成。这把铜刀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铸件。很遗憾，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华大地上的青铜制品只此一把。因此，学者们怀疑这把铜刀并不是本地制造的。一种可能是，由于欧亚大陆上各个人群的频繁往来，这把铜刀从西亚、中亚被带到了中国西部；另一种可能是，当地古代人群偶然获得了质量非常好的含锡铜矿石，在冶炼的时候碰巧制成了这件青铜制品。不论是哪种可能性，都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古人还没有真正掌握青铜冶炼技术。
技术壁垒终会被打破。经过上千年的摸索和借鉴，中华大地蓬勃发展、独树一帜的青铜时代终于来临了。
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以甘肃中东部为核心，辐射到青海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一带，存在强大的齐家文化，它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能够铸造出单耳或双耳的竖銎铜斧、带钮铜镜、人首铜匕、环首刀等工艺颇为复杂的铜器，特别是把青铜技术用于制作人体或服饰方面的装饰器件，拓展了铜器的应用领域。在齐家文化的早期，古人主要以打造红铜制品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技术也不断革新，到齐家文化的晚期，他们以制作锡青铜物品为主。当然，对齐家文化人群来说，青铜还属于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舍不得把青铜用于消耗量很大的远射程兵器如铜镞的制作上。
比齐家文化稍晚一点儿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则在青铜技术上更进一步。更为关键的是，二里头文化盘踞于中华大地的中原地区，周边矿产丰富，一旦它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术，它创造出的青铜文化就远胜于齐家文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中华大地的青铜文化开始走出简单的拿来主义和模仿制作，迈向主动创造新技术的阶段，青铜时代的面貌脱胎换骨了。
二里头遗址地处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东部，背倚邝山，南望嵩岳，伊、洛二水从它的南面流过。这里在历史上被誉为“天下之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而二里头文化则是这块宝地脱颖而出的起始。
二里头文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技术创新就是复合范技术。在当时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大多数青铜器物是用锻造法或失蜡法制作的。所谓失蜡法，就是先把蜂蜡加工成想制作的青铜器的模型，然后内外面包裹上泥，高温烘烤后，蜂蜡模型熔化流出，留下空壳，即为泥范，向里面浇灌金属溶液，冷却后就得到了青铜器。失蜡法比较简易，适合生产形状简单的青铜武器、饰品和工具，比如青铜刀具、箭镞或者犁铧，但是难以制作巨大、复杂的青铜器。
复合范技术则是一种复杂的青铜工艺，工匠们用泥制成一件内模和至少三件外范，组装后形成空腔，然后以铜汁灌入空腔中，冷却成形。这种方式可以生产出不规则的、形态各异的复杂器物，特别是巨大的青铜器。
在现代技术专家看来，用多块外范合围形成反转的空腔，需要敏锐的空间想象力，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设计与铸造工艺要融为一体，这必然需要规范化的工艺体系，实现制作过程的标准化、协作性和可控制。二里头文化已达到了一种类似于近代工业的技术与管理高度。
所以，考古学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掘出了丰富的青铜礼器。古人把先进的技术用于生产代表礼仪的器物，比如用于饮酒礼仪的青铜器。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出来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等。这说明在青铜技术传入中原之前，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有了饮酒礼仪，有了酒文化，他们可能先是用陶土来制作相关器物的，在青铜技术到来后，青铜以其珍贵和优良的材质取代了陶土。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除鼎之外，均为仿制陶酒器，构成了一个青铜礼器群。但青铜毕竟是珍贵之物，底层民众无福享用，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文化上层贵族的墓葬中，作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周朝建立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爵”就是酒器，使用的爵的数量和档次，代表了爵位即地位。
二里头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青铜兵器，包括青铜材质的戈、钺、斧和箭镞等。不过近战的戈、钺、斧只发现了4件，都没有开刃，所以它们只是制成了武器形状，本质上还是类似礼器的东西，不属于实用兵器。看来直到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尚未大规模用于武器制作。
地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与地处西北的齐家文化在时间段上有重合的时期，两者之间是有文化交流的。在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或仿制品，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也现身于当时的甘肃地区。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齐家文化的器物，但人们有理由猜测，齐家文化可能对二里头文化有影响，双方可能存在冶金术方面的交流，比二里头文化略早兴起的齐家文化，也许会把一些青铜技术传输给二里头文化，激发了后者的进一步创新。
那么，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又源自哪里呢？
放眼当时的全球，距今4000年前，全世界古代文明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不论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地中海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文明还是中华大地的华夏文明，都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字产生并逐步系统化、各地的冶金术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国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发展，肯定与同中亚地区进行技术交流分不开。齐家文化肯定受到了全球文明变革的影响，那里的青铜技术显然来自更西方的世界。
至于青铜技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是通过新疆的前丝绸之路传输而来，也可能来自让石峁古人寝食难安的草原地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000多年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广泛分布着几个早期青铜文化，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以动物纹青铜饰件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早期青铜冶炼与制作技术，这说明青铜技术在草原上得到了快速传播，被各个角落的草原人群掌握，他们也会在与周边的交往过程中把青铜技术再传播出去，甚至传播到草原带之外的区域。
从各地发现的青铜制品看，中国北方草原带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中原地区早，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至少是受到了草原带的影响的。比如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此前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器形，它其实是北方草原上流行的青铜战斧，在安柄方式上被改造成了中原的样式。无独有偶，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它同样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武器样式。沿着草原带向西追踪，西亚的伊朗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战斧，出现的时代比二里头文化早了几百年，甚至更早。
家马与马车以及青铜武器，在输入农耕社会之前，率先提升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可以想见，当草原人群驾驶着马拉战车，挥舞着青铜战斧冲向石峁古人的领地时，威胁是非常巨大的，迫使石峁古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建造更加牢固的城池，抵御外敌突袭。
同时，中原及其周边以农耕为主的文化人群，也应该对草原人群有些许的感谢，正是草原人群沿着草原带把这珍贵的驯化动物和先进技术向东传播了过来，才使得中原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草原之路，西风在东方唱着交融之歌
一谈到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我们就会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遣张骞为使节联络西域的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往返，虽然没能实现结盟的目的，但是间接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史称“凿空西域”。古代中国与中亚乃至更西的地区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了联系，古代商人们沿着天山南北麓、昆仑山北麓的沙漠绿洲一站站行进，沟通了东西方世界。后人将这些贸易路线以中国古代的美丽手工品丝绸来命名，即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巨大影响力，长期以来，学者们默认，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沿着今新疆南部的天山、昆仑山路线进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玉的，并且最为推崇昆仑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和田玉，其产于昆仑山北麓，正所谓“玉出昆冈”。昆仑玉文化的影响，使得学者们默认的东西方交流路线经过新疆南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早期东西方的交流途经哪里，对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文化传播意义非凡。学者们一开始对于“丝绸之路”的默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困惑，比如彩陶的起源与传输。
最早一批系统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学者，是近现代来到中国考察指导、教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比如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本书第一章 曾经谈到，周口店龙骨山最初出土的两颗北京人的牙齿，就是由安特生等人发掘出来的。但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时，更大的发现是仰韶文化。还记得我们上一章谈到过的“仰韶温暖期”吗？几千年的温暖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业时代，而仰韶文化就是这段温暖期中最适宜生存的一段岁月。
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远古中国的遗址，仰韶文化人群善于制作精美的陶器，并用红色和黑色在陶器表面绘出绚丽多彩的几何纹或动物主题纹，尤以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鸟纹等最为常见。安特生和其他西方科学家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西亚古老文化彩陶，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是外来文化带来的，可能有一支以彩陶文化见长的先进农业人群，跋山涉水来到黄河流域，在融合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还判断，这支人群和这种文化向中国的行进路线，是经过新疆和甘肃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环、贝环等器物，可能也是从西方起源的。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称为“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段被外敌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国学者痛定思痛，寻找自身文化上的问题，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坚信本国文化是优秀的，要捍卫本国文化几千年连续的传统。在各种思潮混杂的时候，西来说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只能拿古书记载来反驳，难免有点儿“鸡同鸭讲”的尴尬。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建立起来，中国学者终于有能力从现代科学入手，甄别西来说的对错曲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现，有东面早、西面晚的现象，比如，甘肃的彩陶源自陕西关中地区，越往西去，彩陶出现得越晚；新疆的彩陶很多来自甘肃，出现时代更晚。
常识上讲，一定是出现早的地方把文化传播到出现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认为彩陶从西方经过新疆、甘肃传入中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学者因此断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来的，进而从宏观上看，中华文明也应该是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本土说”（以下简称“本土说”）。
仅从中华大地的彩陶出现年代分析，本土说所描绘的彩陶从东向西传播、从中原向新疆传播的路径，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会出现矛盾。
世界远古彩陶的分布地点，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开来，经过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和东南欧，形成了长达一万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我们很难想象各个区域的彩陶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传播和借鉴行为发生。
从时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随后是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把这些地点的彩陶出现时间标在一张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规律：基本上与伊朗、伊拉克相距越远，彩陶出现时间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区的早期彩陶在颜料、纹饰上有很多类同，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区为源头，向周围扩散，最终形成了彩陶文化带。当然，彩陶文化输入世界各地后，也会与各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创造出一些本地化的彩陶样式和纹饰。
矛盾产生了。按照世界彩陶传输的趋势看，彩陶应该是从西亚经中亚传输到中国的，方向自西向东，所以按说中国最西面的新疆应该最早出现彩陶，然后依次是甘肃、中原地区，但中国境内的彩陶传输的实际情况是自东向西。
该如何解释这个彩陶传输方向的矛盾呢？
矛盾的症结，在于默认的输入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的彩陶文化的确是受到西方彩陶的输入激发出来的，但彩陶文化进入中原腹地，最早并不是经过新疆、甘肃而来的，而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即从中亚北部沿着草原带向东，然后从蒙古高原南下，越过内蒙古的阴山山脉抵达中原。这条路线虽然看上去比中亚直接经过新疆、甘肃到中原的路线绕远，但是在古代，草原之路更容易行进，从中亚到中原的时间更短，成本也更低。
通过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它的远古时代名称往往是“绿洲之路”或“前丝绸之路”，要翻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魏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唐朝的高僧玄奘都描写了他们走“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辛，简直是九死一生。旅者还要穿过广袤的沙漠边缘地带，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小心地在一个个相距遥远的绿洲间跋涉。
草原之路相对容易得多，草原带地势和缓，没有广阔的沙漠和险峻的高山阻挡，只有一些不算很高的山脉需要穿越，山脉有若干低海拔的山口供旅者们愉快地穿过，草原上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便于补给。在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被驯化后，草原之路就更加容易通过了。从草原带南下中原地区，其实没有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难。
本书第二章 谈到我们的“草原狩猎族”祖先沿着草原带东进时，正是一段温暖期，证据之一就是内蒙古西部居延海的水位变化。居延海北接草原，南邻黄土高原，附近水草还算丰美。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额济纳河从青海祁连山发源，从南向北流经甘肃，进入内蒙古西部，最终注入居延海。额济纳河又称黑河，古代称黑水、弱水。与中国很多大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自西向东“纬向”流淌不同，额济纳河是一条“经向河流”，顺着南北方向也就是经线方向流淌，沟通了青藏高原北缘、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草原地区。额济纳河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一条南北方向的重要通道，直到环境恶化，居延海彻底消失。
如果我们纠正了彩陶文化传输路线，那么前面谈到的矛盾就解决了。以伊朗、伊拉克为中心的彩陶文化向东经过草原带输入中国的腹地，然后再从中原地区向周围扩散，包括向甘肃、新疆的西面扩散。
搞清楚了彩陶文化的传输路线，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青铜技术的西来。铜冶炼术在西亚诞生后，扩散方式几乎与彩陶文化是一样的。学者们曾经制作古代世界青铜技术分布图，青铜技术依次出现的地区是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最后是古代中国。显然，距离铜冶炼术和青铜技术起源地越远，就越晚出现这些技术。
从中国青铜技术的分布情况看，最早的铜器和冶炼遗址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带和东部山东地区（考古学家称为海岱地区）。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铜器数量以西北地区最多，发现铜器数以千计；次之是中原地区，比如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数百件铜器；然后是北方草原带如内蒙古地区，而海岱地区发现的铜器数量最少。总之，中国早期铜器整体上看从西向东越来越少。
但是，在西部地区存在着铜器和青铜技术从东向西传输的一些迹象。比如在甘肃，东部的铜器年代较早，西部的铜器年代较晚，青铜技术有从甘肃东部向西部传输甚至再传输到新疆东部的现象。因此学者猜测，青铜技术应该是从草原带先进入中国北方草原，然后向南传入中国甘肃东部，再分别向东、向西传播开来的。青铜技术与彩陶进入中国并扩散的方式很相似。
远古东西方的交流是漫长的，借用今天计算机的一个术语来描述，彩陶技术与青铜技术的传入很像是“断点续传”，可能存在多次传入的情况。比如，彩陶技术在距今8000年前诞生后，可能只用了700年的时间就第一次传入了中华大地，但是那时的彩陶样式和后来的彩陶样式有很大不同，都与西方不同时期的彩陶技术有联系，所以后来应该还有东西方彩陶技术交流的情况发生。数千年中，青铜技术从草原带向南的传输可能更为频繁。
另一种从草原带传入中国的物品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热带海贝。
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了一些海贝，主要随葬在贵族的墓穴中。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穿系起来，戴于颈上和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海贝是作为那个时代的货币和财富的象征而在上层阶级中使用的，这种习惯至少延续到了商朝，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王赏赐某某贵族多少海贝，作为完成某工程的经费和酬劳。起初学者们以为，这些海贝应该来自中国的近海，从东面沿海的东夷部落传到了中原地区。对海贝种类的鉴定，却揭示这些海贝属于暖水品种，它们的故乡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它们绝对不会生活在古代中国东海以北的沿海。
这些海贝是如何来到中原的呢？它们在印度洋沿海被捕捞上来后，通过贸易向北输入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欧亚草原带的接力，再向南抵达中原地区。生活在南方大洋的海贝，竟然兜了一个大圈子，从北方输入进来。后来，当中原地区用青铜钱币逐步取代了海贝时，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中仍然流行使用海贝的传统，比如匈奴人和鲜卑人。
彩陶、青铜、海贝……中国古人的生活因这些来自西方、南方的技术和物产而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但草原之路输送给中华大地最重要的东西，也许并不是这些光彩夺目的玩意儿，而是……
小麦：后来而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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