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10节（2 / 2）

距今3300年前，藏族人的祖先人群中广泛拥有这两种基因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或者稍早，即卡约文化时期，他们开始种植青稞，并携带着青稞走向高原深处，最终大规模定居在雪域高原上。

在这些勇敢的开拓者中，除了那些粟、黍种植者的后裔外，也加入了羌人族群的身影。此外，甚至还有中亚和南西伯利亚族群的基因也融合到了高原族群中。这些族群可能与羌人类似，在匈奴与汉朝向西扩张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寻找生存空间而辗转来到青藏高原。别忘了，大麦本来就是跟随小麦沿着草原之路传输到东亚的，中亚与南西伯利亚族群很早就开始种大麦了。

再往后，距今2000年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散，这是高原内部的一次融合过程，基本上奠定了现代藏族人群的基因型分布。

在开拓高原的过程中，藏族先民还培育了身强力壮的好帮手—家牦牛。牦牛驯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7300年前，根据基因的研究，在距今3600年前，家牦牛群体出现了激增。与青藏高原的考古学相对应，高原史前人群分别在距今10000—7000年前和距今4000—3000年前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增长，前者可能是仰韶温暖期时走入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后者显然属于农耕人群。牦牛的驯化和群体扩张，与人类在高原上的活动在时间上十分吻合，这说明古人与牦牛是携手征服高原的。虽然目前发现的家牦牛的最早实体证据出土于距今约375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但是从家牦牛的基因多样性看，环青海湖地区的家牦牛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这暗示家牦牛的起源地应该在青海东北部的青海湖附近，那里也是湟水谷地的位置。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猜测，也许是羌人先民最早驯化了家牦牛，他们本就是擅长畜牧和游牧的人群。

牦牛的驯化，对于藏羌先民永久性定居高原至关重要，使他们摆脱了只能季节性进入高原谋生的旧方式，代之以高原畜牧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并极大地改善了他们从事农耕的技术条件和畜力条件。

总之，如果要追溯藏族人的祖先，最基础的族源来自种植粟、黍的仰韶文化人群，然后又融合了羌人乃至中亚、亚洲北部的少量族群。到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人在基因上已经与现代藏族人很相似了。考古学家曾经发掘青海省都兰县的一处吐蕃贵族墓葬，发现他们的基因型属于亚洲东部类型，分散于现代藏族人中间，虽然时间相差千年以上，但基因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如前所述，藏族人的体内有来自古老的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这让他们能够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生活自如。这种基因到底是哪个族群带来的，仰韶文化人群、羌人还是中亚和南西伯利亚人？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了。这种特殊基因一开始肯定只存在于族群中的少数人体内，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在高原上具有生存优势，后代越来越多，这种基因在群体中的所占比例也就越来越高了。

藏族人还把这种特殊的基因传递给了“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夏尔巴人。夏尔巴人由于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当挑夫和向导而闻名于世。

关于夏尔巴人的族源，学者们曾经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们可能源自古羌人的一支。在藏语中，夏尔巴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所以也有学者猜测他们可能是西夏国的王族后裔。

基因研究找到了夏尔巴人的族源。通过对500多名夏尔巴人dna的分析，发现他们其实与藏族人不论是在父系基因还是母系基因上，都共享着基因型，这个群体并非直接来自古羌人，更不是什么西夏王族后裔，他们是藏族人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分支，两个族群分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当时正值青藏高原上部落间彼此征伐比较剧烈的时期，吐蕃王朝诞生前夕，也许夏尔巴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火而走向了喜马拉雅山区。他们的体内也继承了藏族族群源自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因此在险峻的雪峰上也如履平地。

分别崛起于草原与中原的匈奴帝国和秦汉王朝，开启了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进浪潮，昔日向东倾倒的多米诺骨牌，此时完全逆转，匈奴与秦汉兵锋所向，西北地区各个族群、政权或降或走。这股浪潮并没有因匈奴和汉朝的灭亡而停歇，反而在此后的历史中持续汹涌，此后闪亮登场的若干草原帝国如突厥、柔然、蒙古与华夏王朝如隋唐，都积极向西拓展势力范围，激发持续的族群融合。

帝国时代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而且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在此之前，从散落在大地上的部落到部落联盟，进而到最早的文明古国，总的趋势是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广袤大陆上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也相应在增加。但是，在秦汉与匈奴这样的大帝国登上欧亚大陆的舞台后，东亚地区的各路文化开始上演大鱼吃小鱼的一幕，文化基因的多样性逐渐减少，广大地区的文化面貌渐趋一致。

这是因为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而文化基因进化遵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

目前流行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加入了现代基因的概念形成的，对生物进化的描述是：生物基因不断发生突变，大自然对这些突变进行选择，那些有益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会保留并扩张，那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则被淘汰，整个生物种群进化得更加适应环境。

人类肤色的进化，就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描述。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的体毛变少了，就在那个时期，人类进化出了深色皮肤基因，以避免被非洲的强烈阳光伤害，这种基因因适应环境而扩张。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来到阳光并不强烈的北部欧洲、亚洲时，深色皮肤反而成为劣势，浅色皮肤基因能够让人体合成更多维生素d，成为更适应北部欧洲、亚洲环境的基因，因此欧洲和亚洲现代智人中的浅色皮肤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达尔文式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

而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使用得越多，就进化得越有优势，于是保留并扩张；某些特征使用得越来越少，就退化，被淘汰。这就是“用进废退”。从生物基因角度看，拉马克的学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使用某个特征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基因，后代也不会获得强化这个特征的新基因。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人们经常拿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批判后者的理论。

但是，在文化基因领域，一种文化使用（推崇）的人越多，就越占优势，并通过自身的扩张迅速瓦解其他文化，夺取其他文化的资源为我所用，甚至把其他文化人群转变为自己文化的信徒。这就有点儿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的味道了。

秦汉帝国向西挺进的过程中，也把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传输到西北地区，很多西北地区的戎狄文化甚至绿洲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要么彻底消失，只留下了遗址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探寻其古老文化；要么远走他乡，寻找新的家园，延续本族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

生逢帝国时代，对于弱小的文化人群是不幸的，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些在南方地区山岭中散落的古老文化人群，与西北地区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无奈。

第七章 客从何来——史诗般的人口南下洪流

高山顶上水淼淼，

白鹇拖拖过山坳。

石拐咕咕水上跳，

万顷梯田尽妖娆。

早春的深山里飘出阵阵山歌，那是梯田边劳作的人们在低吟浅唱。江西崇义客家梯田背靠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高低海拔落差达到千米，层层田块沿着山坡向上展开，最多的一处梯层达到了62层，印证了那句俗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

客家人是这处气势磅礴的梯田的创造者。早在唐宋时期，客家先民就已在群山中扎根，以自己掌握的农耕技术，因地制宜地化险峻山坡为万顷良田。客家人长期居住在江南丘陵环境之中，因此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客家文化也被称为“古汉文化活化石”。

那么，他们为何自称“客家人”呢？敢问客从何来？

群山原来的主人又是谁？他们去向何方？

克里奥尔化的华夏

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着”的说法，界定客家人的最主要标志是客家方言。客家人认为自己是汉人，讲的是古老的汉语。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成为他们客居山岭所坚守的根脉。

因此，要追问客从何来，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汉从何来？

汉人这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汉语又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汉人”这个名称与汉朝有关。秦末天下大乱，以项羽为首的昔日战国贵族后裔们起兵反抗秦朝的统治，最终推翻了秦朝。项羽对各路诸侯进行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他带兵到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去。“汉中”这个名称应当来自流经该地的河流—汉水，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开启了与项羽的数年“楚汉争霸”，最终战胜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汉”来自汉中这个地方，此后汉朝、汉人、汉族等名称都与之有关。

绝大部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往往会赞美自己、贬低对手、无视他者或弱者。其实，不论是商周王朝，还是秦汉大帝国，落在地图上的版图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中央政权没有完全控制那些面积，那个版图里并不是只有商人、周人、秦人或汉人。

比如，东周的周天子居住的洛阳周围，就布满了蛮夷戎狄这些族群。史书上甚至留下了相关的描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如果我们把汉人群体出现前的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称为华夏族群的话，蛮夷戎狄这些称呼，其实都是建立了商周的中原华夏族群对于周边族群的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那么，这些周边族群在汉人族群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的基因是否也融入了汉人族群呢？

分子生物学家选择了距今5000—750年前的8个古代人群，分析了他们的线粒体dna的情况。这8个古代人群既包括中原古代人群、山西陶寺古代人群、秦始皇陵劳工人群，也包括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以及古代鲜卑人群乃至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人群，这些古代人群整体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然后，用这8个古代人群的基因型与现代汉族的24个群体进行基因比对，寻找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群体在基因上的异同，从而揭示汉人的形成过程。

学者们的第一个发现是，所有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而且都有一些个体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基因型，与其他现代族群不共享基因型。这说明什么呢？那8个古代人群都与现代汉人的祖先有亲缘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历史上汉人形成的洪流。比如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他们有共享基因型的个体都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同一基因型，这说明东北地区古代人群确实对汉族具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第二个发现是，中原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最高，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也较高，而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古代人群和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较低，鲜卑人群、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则最低。看起来，距离越近、年代越近的古代人群，对汉人形成的影响就越大；距离越远、年代越远的古代人群，影响就越小。

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对于汉人基因贡献较大的事实，佐证了我们前几章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南西伯利亚人群南下、东进，引发由西向东的族群迁徙，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然后，匈奴与秦汉又开启了西进的浪潮，并把西北地区的氐、羌等族群纳入自己的体系。可以想见，有大量的西北古代族群先后融入华夏族群，他们的基因一代代地传递给了后来形成的汉人族群。

即使是距离中原地区很遥远的匈奴人群，也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一部分基因型。历史上看，匈奴与秦汉两大强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频繁的战争，并相互掠夺人口，这都会造成人群间基因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中，草原上的匈奴人群的基因融入了中原的汉人基因库。

综合来看，汉人群体主要起源于中原地区，距今3000年前左右，中原古代人群在基因结构上就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很相似了。四面八方的古代人群对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基因贡献，当然这些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也存在很多基因差异。

更进一步说，汉人族群的前身华夏族群显然也是融合了中原地区乃至周边很多族群而出现的。有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华”和“夏”分别代表不同的古代人群。在史前时代的冰期和间冰期，北方草原带族群南下，南方族群北上，最终在中原地区相遇，使得中原地区成为亚洲东部的一个族群的熔炉，华夏族群的诞生，就是中原古代人群克里奥尔化的产物。

什么是克里奥尔化呢？

这本是一个语言史上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经过第一代移民的打拼之后，殖民者在美洲生育了自己的后代。这些后代有着欧洲族群的基因，甚至还有着非洲黑人族群的基因，却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学习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来源背景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也各有不同。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些孩子会创造性地进行交流，既使用从自己父母处学来的语言，也从同伴那里借来词汇，他们甚至还集体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最终，这些殖民者后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连他们的父母都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克里奥尔语，而在美洲说克里奥尔语的人群，就被称为克里奥尔人。在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甚至还形成了克里奥尔地方菜，以大米、西红柿、秋葵、海鲜等为食材，辅之以重口味的辣椒调味。

当东南西北各方人群纷纷迁入中原地区时，东亚版本的克里奥尔化就启动了。各种语言交融在一起，最后酝酿出一道“克里奥尔大菜”—原始汉语。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基因，说原始汉语的这些人，也交融了各自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就形成了华夏族群，此后汉人族群的核心。

从华夏族群演进到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汉人族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地区适合农耕，是华夏族群的根据地，但即便在这个区域里，也长期是多族群交错杂居的。农耕人群占据了适合开垦的平原和谷地，修筑了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城邑。在商周时期，这些农耕区域如同岛屿一样分布在广袤的大地上，而远离城邑与农田的山岭丛林，则是狩猎采集人群、畜牧人群的家园。比如郑国、卫国以及鲁国的周围，就生活着很多戎人部落。郑国曾经被太行山里的北戎侵扰，卫国更是在戎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多次迁都，最后跑到了今河南濮阳，但是都城外面就有戎人居住。

对于春秋时期及以前的中原地带，我们可以戏谑地描述为“牧区包围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