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蒲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
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
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膏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也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可以放牧的地方了。如前所述，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单位面积养育的人口与农耕经济相比，只是个零头。所以，在人口增长后，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把畜牧区、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就成为古代政权的理性选择。
于是，原本“牧区包围农区”的中原大地早期景象消失了，那些原来从事畜牧、游牧乃至狩猎采集的部落也都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战国时期农耕人口的汪洋大海。从基因角度讲，农耕人口的基因构成了基因水库的“主要水体”，那些非农耕人口的基因则像是一滴滴雨水落入了池塘里。
这个池塘，就是汉人族群的基因库，它以中原华夏族群农耕人口为主体，接纳了一部分源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生计的其他部落人口，待国土广大的秦汉王朝确立，“帝国时代”开端，汉人这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确立。
秦吞并六国之后，声威震动东亚，秦朝之人被称为“秦人”，显然被吞并的六国遗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合伙掀翻了秦朝。但是，在汉朝建立后，汉朝之人自称或者被他称为“汉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便后来汉朝灭亡，进入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这个有着“文化基因”的概念也被各个政权接受了，哪怕政权的建立者是非中原族群。正如史学家所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朝代名称虽然变幻无常，但族群都以汉人自称。
只是当汉之时，全国人口的情况是北方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在西汉元始二年（恰好也是公元2年）的全国户籍普查中，北方地区户数占全国的81%，广大的南方地区的户数只占19%。这个人口格局，将随着人口的一次又一次南迁而被打破。
客家客家，男客女主
谈到汉人的南迁，最具代表性的南迁人群莫过于客家人了。今天全世界自称客家人的人口多达几千万，由于客家人在中国重点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靠近沿海，因此海外华侨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大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祖先的后裔。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客家人极其重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想必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在从北方地区南迁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与大自然、与周边敌对族群的抗争，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提高本族群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客家人与汉人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怎样的？他们与南方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客家人的基因里。
分子生物学家采集了福建长汀各地的客家男子148人的样本，以分析客家父系遗传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客家人与汉族、畲族、侗族的基因型联系紧密。从比例上看，来自汉族的父系基因型占80%以上，来自畲族的父系基因型约占13%，来自侗族的不到7%。也就是说，这些客家人的父系祖先主体是来自汉人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畲族、侗族的先民，他们的基因也融入了这部分客家人社会之中。
但是，汉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全国各地的汉人族群在基因上也有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源自哪里的汉人呢？在这次研究中，分子生物学家把汉人族群分成了中原组、华东组、湖广组和西南组。福建的其他汉族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湖广组，而长汀的客家人群体则属于中原组，他们与河北、山西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最接近。
所以，客家人自称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后代，这个说法在父系基因上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也有少量客家人的父系祖先是来自畲族、侗族先民的。
畲族是南方一个很复杂的族群，关于他们的起源学者们仍然议论纷纷。相对来说，他们与苗瑶族群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有人猜测，畲族是唐宋时期从广东扩散的苗瑶族群分化形成的。而客家人在基因上也与苗瑶族群接近，应该是客家先民吸收了部分畲族先民的结果。
从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判断，长汀的这个客家群体可能是从中原出发，向南进入湖北、江西，然后再转入福建西部的。他们在湖北时，与历史上的荆蛮族群发生了基因交流，融入了某种突变基因。至于少量侗族父系基因的来历，也许是这批客家人先民在途经江西时，与侗族先民发生了基因交流。
客家人的父系遗传以中原移民为主，那么他们的母系遗传是不是也以中原移民为多呢？
线粒体dna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有趣的一幕。客家人线粒体dna上有一个基因缺失的变异，在客家人群体中大概20%的女性有这种变异。在中原汉族中这个比例是10%，在畲族人群中这个比例是15%，而在湖南、广西的苗瑶族群中这个比例高达30%~50%。
假如这批客家人的最初先民都来自中原地区，他们后来增加的变异都来自苗瑶族群（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一下，把苗瑶族群的变异比例设定在40%），那么客家人群体从10%的变异比例上升到20%的变异比例，要融入多少苗瑶族群的人口呢？
由于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如果客家人从中原走出的女性有1000人，其中10%的人有这种变异，就是100人。需要融入500个苗瑶族群的女性，她们有500乘以40%即200人有这种变异，这样整个融合的族群就是1500人中有300人是含有变异的，刚好是20%。上面的计算意味着，客家人女性先民中，有大约33%的女性先民是来自苗瑶族群的。
实际上，考虑到畲族女性中这种变异比例只有15%，比20%还要低，畲族先民与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先民有明显的族群融合，我们可以猜测，客家人先民的母系遗传比例中，来自非中原汉人群体的女性可能会占到一半左右，甚至更高。
更广泛的客家人群体的基因研究证实了这个猜测的比例。从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看，梅州和长汀客家族群中拥有南方地区一些基因型的比例在60%左右，在河源客家族群中这个比例也超过了50%。相对于其他几个客家族群，河源客家族群与北方汉族群体的遗传关系更近一些。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客家族群的母系基因型存在着差别，也就是说，虽然客家族群都吸纳了很多南方地区族群的女性，但是不同客家族群吸纳的南方族群女性也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客家族群面对的南方其他族群是不同的。
客家人虽然数以千万计，但相对于今天南方地区的汉族人口来说，仍然是少数。通过客家族群基因发现的那些规律，同样适用于更广大的南方地区汉族群体。通过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的基因对比，分子生物学家发现，整体上南方汉族的父系结构与母系结构不太一样。从y染色体基因或者说父系上看，南方汉族男性与北方汉族男性的分化并不明显，南方汉族的男性主体上应该是北方汉族男性祖先南迁而形成的。从线粒体dna或者说母系上看，南方汉族女性与北方汉族女性的分化很大，南方汉族的女性中，来自南方其他族群的女性基因比继承自北方汉族女性祖先的基因更多一些。
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今天的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有点儿像“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父亲”（父系祖先）是相同的，即北方汉人男性；他们的“母亲”（母系祖先）是不同的，北方汉族群体是北方汉人女性祖先的后代，南方汉族群体大部分是南方非汉人族群女性祖先的后代。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描绘汉人南迁的故事梗概了。中国历史上，从北向南有三次很大的移民潮，即西晋灭亡前后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以及辽金侵宋时期。在几次政局动荡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汉人族群被迫向南迁徙避祸。由于前路艰难，前途未卜，汉人族群的南迁以男性为主，毕竟在古代社会，男性是强壮的劳动力、战斗力。汉人南下后，在与南方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把很多对方的女性纳入自己的社会。这个过程也许是通过族群之间的联姻或通过族群战争抢夺人口实现的。面对在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上落后于自己的南方族群，南迁的汉人族群终于打开了自己的一片片新天地，最终反客为主，变成了南方地区最大的族群。汉人男性则尽力延续了很多北方的族群文化，在族群基因交融的同时，相对维持了北方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化基因。
只是如果我们强调基因细节的话，那么南方汉人族群中的男性的确是“客”，这些族群中的女性大部分其实是“主”，南方土生土长的主人。
藏彝走廊：翻越山海遇到谁
古代汉人既不是唯一居住于北方地区的族群，也不是唯一南迁的族群。正如上一章涉及的，氐羌族群的一部分走向了高原，成为今日藏族的祖先；另一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南下，成为今天云南很多民族的祖先之一。
以语言来划分人群的话，氐羌族群是今天庞大的藏缅语系族群的重要祖先之一。藏缅语系族群属于汉藏语系这个语言大类，包含300多种语言的群体。今天，说藏缅语的人群广泛分布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覆盖了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国家。在中国境内，藏缅语系族群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和湖南等省份。如果按照现代民族的划分，藏缅语系族群包括藏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基诺族、羌族和普米族等各民族，总人口超过2000万。
氐羌族群的大规模西走南下，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其标志性事件可能要算秦穆公的“称霸西戎”。
秦穆公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文公重耳，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位春秋霸主。可是，在秦穆公的时代，任好的女婿重耳把晋国治理得很强大，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在函谷关、崤山以西，向东半步都困难。秦穆公不得已向西发展，消灭了很多戎人部落。连周天子都惊讶于秦国西进的胜利，赏赐秦穆公以金鼓，鼓励他在扩张周朝影响力方面的巨大贡献。不过，如果当时的周天子知道后来灭亡东周的正是强大起来的秦国，该做何感想呢？
秦穆公向西扩地千里，对于原本生活在那里的氐羌部落却是一场灾难。这些从事游牧、畜牧的部落迁徙性很强，为了躲避秦国的兵锋，开始四散奔逃。大批藏缅语系族群的氐羌先民沿着所谓的藏彝走廊南下到四川、云南等地。地理上的藏彝走廊“北连甘青黄土高原，南接云贵高原”。
基因研究发现，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与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南迁的模式很像。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y染色体基因与北方人群非常接近，这说明从父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确来自北方地区。藏缅语系族群的线粒体dna却与南方人群、北方人群都有很大的差别，是南方人群与北方人群的混合。从母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祖先既有北方人群，也有南方人群。
不过，与汉人南迁不同的是，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形成了许多族群，这可能是因为氐羌族群原本就很庞杂，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都有鲜明的差别，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成族群的克里奥尔化，形成相对一致的语言和文化。所以，不同的部落分别南迁后，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相同，最终演化成不同的族群。此外，相对来说，南迁的汉人群体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有着较大的人口和技术优势，而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这种优势并不大，因此会受到南方部落较强的影响，不同的藏缅语系族群产生分化。
比如今天的彝族，从基因上看，不同地区的彝族群体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的分支。再如纳西族，不论是父系基因型还是母系基因型，都混合了相当多的南方人群基因，这说明纳西族祖先在南迁时，与南方当地部落有更多的通婚交融。
南迁藏缅语系族群混合南方人群基因的比例，还与他们的祖先进入南方的时间和周边部落的情况有关。
从历史上看，云南南部的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以及湖南的土家族等藏缅语系族群，他们的祖先可能更早进入南方地区，而云南西北的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的祖先南迁比较晚。正好基因对比表明，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有比较高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而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较低。基因学与历史学很好地吻合在了一起。
更为有趣的是，从线粒体dna上看，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北方人群，而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南方人群。这似乎暗示，氐羌族群在南迁的时候，最初可能是包括男性、女性在内的整个族群一同迁徙的，并不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女比例接近。作为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和畜牧部落，氐羌族群的女性同样可以跟着大部队，赶着牛羊一起行进。相对来说，汉人这样的农耕族群在迁徙时，可能就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多女少。
所以，比较晚近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北方人群的比例更高。随着与南方人群的长期融合，比较早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南方人群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婚配规律来说，女性更容易嫁入非本族群的社会中，流动性强，而男性要想融入非本族群的社会却很难，在族群间的流动性弱。这就造成了南迁藏缅语系族群在基因上也呈现出“南客女主”的面貌，只是过程与汉人南迁有所不同。
反过来讲，女性在各个族群间的流动性强，因此历史上也必然有很多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外嫁到南方当地族群中去，给当地族群的基因库中注入北方人群的基因。翻越一道道苍茫大山，蹚过一汪汪涟漪海子，藏缅语系族群的男女都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千面百越
南方地区曾经是现代智人最早进入中国的区域，最晚在3万年前，我们的直系祖先就已经在南方的江河湖泊和崇山峻岭中栖居了。当农耕时代来临时，南方地区的先民最早驯化了水稻，猪和狗的驯化也主要是在南方地区进行的。当文化之光初照中华大地时，良渚文化如同一座高峰屹立在四五千年前的江浙地带。按照史家定义的“春秋五霸”的一个版本，继齐桓公、秦穆公和晋文公之后，第四霸主和第五霸主并非中原豪强，而是在南方江浙水乡崛起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所以，当古代汉人和氐羌族群开始南迁时，南方地区并不是中原史书中所描绘的蛮荒之地，而是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悠久文化与漫长历史。比如南方地区的腹地湖南中部一带，一直流传着梅山文化，也就是蚩尤文化。相传这位与黄帝、炎帝上古大战的部落首领最终败退的地点就在那里的大熊山，炎黄的追兵赶到此处后，发现山岭险峻、野兽出没，恐怕中了埋伏，于是不再追杀蚩尤。按照古书的描绘，梅山地区生活着九黎、三苗以及他们的后裔。在两汉三国时期，湖南也有长沙蛮、武陵蛮活跃。
对南方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族群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整体性族群名称，莫过于百越。百越族群最为有名的历史发生于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击败了宿敌吴国，然后挥师北上，与中原齐、宋、晋、鲁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从历史上看，浙江、福建曾经是百越族群的政治中心，基因研究证实了史书的描述。在分子生物学家那里，百越族群有着自己独特的基因突变类型。根据突变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关系，他们发现，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拥有百越突变基因最多的是上海人和浙江人，比例达到1/4左右。这显然是因为浙江曾经是越国的大本营，而很多现代上海人来自浙江。然后，比例由多到少依次是广东、安徽、湖北、辽宁、江苏、江西、湖南、河南……呈现出以浙江为中心，沿着海岸线附近扩散的特征。
据此我们可以猜测，在汉人南迁的过程中，南方地区拥有百越基因的一些族群融入了汉人社会，然后再随着汉人的走南闯北，走向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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