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方可以攻击我方对感同身受的定义，指出这样的标准太过苛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会让一些想要对女性表达善意的男性望而却步，加剧当下社会的性别对立。
“此外，他们还可以玩那种掀桌子的打法，说按照我们这样严苛的定义，实际上人与人之间都无法感同身受，我们这个辩题在该定义下就失去可讨论的空间了。”
副班听到这儿，提出异议：“啊这……可是感同身受本来就是一种高标准啊，不能就是不能，我管他有没有讨论空间。”
“对方如果真要这么打的话，其实就是在拉裁判和观众的观感，暗示我们在干涉辩题的可辩性。一个辩题出来后，如果有一方在定义上打得太过强势和绝对，却没有充分的解释为他们的定义背书，并且让裁判认同，那么就会适得其反，导致基于这个定义的整场辩论都被判负。”
苏迢迢说到这儿，难免回忆起自己初出茅庐那会儿打的几场辩论，在场上横冲直撞霸道得很，之后输掉比赛被学姐学长狠批一通，现在总结出的都是血泪教训。
“我明白你的意思，记得之前看一篇辩论的入门文章里面写了，我们在场上说的所有话事实上都是给裁判听的，我们说服的对象不是对方辩友，而是裁判。”团支书领会得很快。
“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把我们这个‘感同身受’的定义立住，对吧？”班长也迅速抓住了重点。
“是这样，”苏迢迢欣慰地叹了口气，回答，“一般来说我们会借助传说中的‘升价值’为一些定义和判准背书。好比今天这个辩题，我们之所以把感同身受的标准定得这么高，是为了鼓励女性去抒发她们最真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真正到来的平权社会有所期待。
“但如果像正方所说的，轻易证成男性可以对女性感同身受，那么在当下男性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下，女性真正的声音很可能会被男性所谓的‘感同身受’的话语所淹没，进而使得女性真实的性别经验离我们越来越远。
“等走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把定义架上道德高地，拉动裁判内心的分数，让他去认可我们的判断标准。”
“好！说得好！”副班作为捧哏一号，开始在语音里啪啪鼓掌。
“定义这一点我们有还算充分的理由去抢，但除此之外——”苏迢迢开口压下她为时过早的激动，“正方当然还有第二种打法，就是当我们论证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论证父权制实际上是把双刃剑，男性也相应地承受了父权制社会对他们的高压和高标准。
“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女性因为生育失业时，他们可以反问女性失业了还可以让老公养，男性失业了却要养一大家子，这样的焦虑不同样是父权制下的焦虑吗？男性不也和女性一样，既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也受到父权制下承担再生产成本的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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